(20100530.01)
為了輕輕的記住這一天
把路過的魚留下
溫柔地用手掬起 不讓它破碎
風停了 藍得令人心痛
31.3.10
趙連海辯護陳詞全文
趙連海的無罪辯護（陳述）詞
就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檢察院“京大檢 刑訴[2010]0043號 起訴書”指控我涉嫌尋釁滋事罪的起訴，我將做一些必要的說明及辯護。
首先，我不認同起訴書指控我以社會 熱點問題，煽動糾集他人在多個公共場所呼喊口號，非法聚集起哄鬧事等事情。下面我就指控內容作必要的簡要說明。
起訴書指控所謂社會熱點問題的事情 主要有二個，一是有關2008年9月11日被正式曝光的三聚氰胺有毒乳製品事件，此事件泛稱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此事件與我密切相關， 我的孩子就是受三聚氰胺有毒乳製品侵害的幼童之一，我也是此事件維權帶頭人。第二個事情是有關2009年8月4日安徽上訪女青年李蕊蕊來京上訪被外地政府駐京辦截訪人員非法關押並被強姦的事情，我在當天協同李蕊蕊及事件證人去北京市公安局報案。
先說三聚氰胺毒奶事件維權：起訴書 指控我“於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間，利用社會熱點問題，煽動糾集多人先後在河北省石 家莊市及北京市大興區、豐台區等地公共場所採用呼喊口號、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鬧事，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就這些指控我要提出反對意見，首先我們 要簡要說明起訴書所說的這個“社會熱點問題”就是2008年9月11日被正式曝光的舉世震驚並令眾多受害家庭痛苦至極 的三聚氰胺毒奶事件。我年幼的孩子即是受三聚氰胺有毒乳製品侵害的腎結石寶寶。我的孩子從小母乳餵養，在一歲多後開始消費各種乳製品，截止到他被確診為腎 結石患兒之前，已累計消費了長達二年多大量的含三聚氰胺的有毒乳製品，涉及的種類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含乳製品。孩子在被確診後，我們身為孩子的父母想到孩子 曾消費的乳製品數量之多，時間之長我們的心情是極其痛苦並擔憂的，想必每個有血肉的人都會理解我們的痛苦與擔心，那些痛苦的經歷現在想起來仍歷歷在目，痛 苦及擔心焦慮程度在此暫不多述。
悲劇在我們尚小的孩子身上發生後， 身為受害患兒家長的我及眾多受害家庭自然想到為我們尚小的孩子維權並為孩子們一生的健康保障呼籲。我們眾多受害家庭由此因孩子自發的走到了一起，組建我們 的維權團體，但沒有想到的是，我們的孩子被無情的殘害，我們在維權的過程中也經歷了太多的艱辛、壓力與阻撓，讓我們眾多家庭經歷了更多新的傷害與痛苦。但 我們在即便非常痛苦的維權過程中依然做到了理智。我本人也作為結石寶寶維權帶頭人與相關部門進行了多次的積極溝通及回饋，但我們提出的太多積極的合理性建 議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即便如此，我們眾多家長依然克制著我們痛苦委屈的情緒，繼續理智的與相關部門溝通呼籲，期望相關部門能正視我們受害群體的痛苦 心聲。我們眾多家庭相互安慰、相互幫助，也極力勸撫幫助那些被傷害更嚴重的家庭憤怒不理性的情緒，避免發生其他更不想看到的悲劇。我們理性、積極的方式讓 有些例如死亡、手術等嚴重情況更痛苦的家庭感受到很多安慰，及時避免了多例危險事件的發生。說到此，應肯定我們的維權團體起到的積極有益的作用。
2008年12月 中旬，我們眾多家長得知政府即將出臺賠償方案（並且我們也認為那個賠償方案是打發人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賠償方案，是沒有與眾多受害家庭協商溝通、且不尊 重受害家庭的方案）。我們眾多受害家庭得知這些情況後自然想到結石寶寶事件也將會隨之淡落的處理下去，我們太多家長想到我們孩子後續定期檢查、繼續治療、 永久健康保障以及三聚氰胺深度危害等等實際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完善的解決，我們的心情是焦慮不安的。在這樣的心情下，我們與相關部門溝通的願望更加強烈，我 們期望能與相關部門及企業進行彼此坦誠的溝通對話，我們也期望我們真誠的態度能讓相關部門及企業重視依然存在眾多問題及聽取我們對事件解決的建議。
我們曾努力與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等 部門積極溝通但都被無情拒絕。我們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無奈的，我們期待相關部門能在尊重我們做為受害家庭的前提下，更合理、更公平、更公正的能與眾多受害家 庭協商來解決出現的各種問題，把孩子們的生命健康放在最重要的高度來重視。當時的情況大致是：有很多需要住院甚至手術的孩子都被拒絕免費治療，致使一些孩 子的治療被嚴重人為的拖延，讓孩子們的生命健康受到嚴重的威脅，還有例如有的孩子由於漏報等情況根本就沒有列入國家承認的結石寶寶名單，導致各種治療費用 都由受害家庭自己來承擔，而有的孩子更是在事件被曝光前就已治療或手術多次，家庭已為此不堪重負而債臺高築，而孩子依然面臨繼續治療而需要的高昂費用，很 多前期或後期治療費用都不給予解決，而最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在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後繼續死亡的結石寶寶患兒除了不被承認死因與三聚氰胺有關，並且在死亡患兒家 長就死因提出質疑後申請屍體檢驗來確定死因竟被拒絕。例如：2008年12月4日死亡的湖北麻城的馬雪菲小朋友（女孩，死亡時僅1歲，她的相關資料在我被警方扣押的電腦裏有）。馬雪 菲在12月4日死亡前就已被承認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侵害的結石寶 寶，但相關部門在她死亡後否認她的死亡與三聚氰胺有關。馬雪菲在死亡之前就已因腎結石導致腎積水無法排尿在醫院進行過置管、排尿排石手術，也曾有國內媒體 對當時在醫院治療的馬雪菲作過報導。馬雪菲死亡後，我們眾多家庭及相關專業人士懷疑是腎小管裏依然有三聚氰胺顆粒導致腎臟或其他器官嚴重受損導致生命出現 危險，故都想到只有通過嚴謹的屍體解剖檢驗才能確定最終死因，但相關部門在否認馬雪菲的死因與三聚氰胺有關之後卻拒絕推諉家屬提出的屍檢申請（稍後在09年1月6日死亡的山東青州候海淇小朋友也是被如此對待，候海淇家長將孩子屍體在醫院停 屍房冷凍多日找過多個相關部門提出屍檢申請都被拒絕）。
馬雪菲死亡後對她及其他新死亡患兒 進行嚴謹的醫學檢驗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對死因有更明確的判定標準牽扯到對其家庭的賠償等級，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通過嚴謹的醫學檢驗、病理學研究、通過屍檢對 腎臟、肝臟、心血管系統等重要內臟器官進行切片等專業的病理學研究來更深入瞭解被三聚氰胺侵害的結石寶寶的腎臟等重要器官到底造成了如何傷害，傷害到何種 程度、長遠潛在危害到什麼程度等等。這樣的研究重要且必要，也將對至少官方公佈的30萬結石寶寶的後續治療、長期監控防治有重要價值，但這樣難得的實體研究竟然在家屬的積 極申請下被浪費甚至推諉拒絕，讓我們實在不能理解並心痛，看到2008年東北因三聚氰胺飼料死亡的動物貉子在解剖後腎臟被嚴重侵害的照片（我被扣押的電腦裏有照片及相關資料），讓我們更加想瞭解三聚氰 胺乳製品到底對我們的孩子們的腎臟等器官具體造成了什麼樣的傷害。
2008年12月 中下旬，我們在種種疑慮，擔憂及與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等相關部門溝通被徹底拒絕或置之不理後自然想到通過媒體反映我們關心的問題及建議，並期望我們的呼籲 能得到相關部門及社會的高度重視。在我們眾多家長自發的商議下，最終決定於2009年1月2日下午在豐台區的一家停業的酒店中餐廳與媒體記者見 面反映我們的呼籲及發現的問題。擔心這個見面會被干擾，我們選擇的這個酒店地處非常僻靜。在與該酒店中餐廳負責人事先商談後，他們也非常樂意於將中餐廳租 用給我們使用並徹底約定下來。
1月2日 的這個事情本可以進行的非常順利，但我在1月1日 晚即被警方在豐台區強制控制，與我同時被控制的還有其他4個家長代表（他們都是孩子受傷害很嚴重且都動過手術患兒的家長）。我們在1月1日晚被警方強制關押在大興區團河農場會議中心內，在我們提出意見後，警方告訴我們第二天上午將有領導與我們談話溝通，並承諾我們第 二天上午11點前無論談話是 什麼結果都肯定會釋放我們。
當天晚上我們晚飯也沒吃，我們幾個 人就在多名員警看押下在團河會議中心一個會議室的椅子上又餓、又困、又累的坐了一夜，即便這樣我們還是滿懷期待第二天上午的談話能有好的進展，期望領導們 能傾聽我們的建議。第二天上午，我作為代表與到來的領導們進行了談話，我談了很多我們面臨的實際困難、問題及建議，並明確表達了期望政府能協調相關部門及 企業與我們進行溝通的誠意。但當天上午現場的領導們不僅不理解我們的合理訴求及建議，反而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一味的強加我們他們的意見，一上午的對話明 顯在被壓制的狀態下進行，並且在時至11點後也不按他們曾經的承諾釋放我們。
時至下午，我們依然被強制看押在團 河會議中心內，位於豐台區那個酒店的記者見面會如期但被嚴重干擾的在進行，其他幾個沒有被控制的家長代表和一些媒體記者趕到了那裏，但到後才得知該酒店及 中餐廳不能再繼續租用給我們使用，酒店外也有警車及警方人員在現場（事後證實當天警方介入要求該中餐廳停止給我們租用），那些家長與到達的記者由於無法進 入中餐廳，只好在酒店的大廳及酒店門口的便道上進行了簡短的訪談，後由於擔心我們幾個被關押在團河會議中心，幾個家長隨即趕到了團河會議中心來關注並詢問 為什麼關押我們。當天下午在團河會議中心的警官找到我說有家長在會議中心外要求釋放我們或進來見我們，讓我勸勸他們，情緒不要激動。我當即非常配合的與在 會議中心外的家長們通了電話，讓他們都冷靜，不要衝動，在我與會議中心內警官們的請求下，最終讓在外面的家長們進來避冷。
在當天最後，政府官員又與我們進行 了談話，同意我們只要不在1月4日至1月15日推行賠償方案期間不公開反對賠償方案即協調我們與相關部門及企業的溝通， 展開對話機制解決遺留問題，至此才將我們釋放並請我們在大興區的一家餐廳的一個包間吃了一頓飯並在第二天陸續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中。
簡述當天在豐台區及大興區的情況即 是：我們沒有進行起訴書內所指控的我煸動糾集多人在北京市大興區、豐台區採用呼喊口號，非法聚集方式起哄鬧事，更不承認我們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 我要說的是：如果沒有警方的強行介入阻止，1月2日 的事情會進行的更好，在當天因此而造成的任何不良影響都應由警方負責。並且我們每個家長在當天也都極力配合了現場警方的協調或指揮，並且當天也有眾多媒體 記者在現場可以作證，如法庭不認同我的辯解，我將請求法庭允許當天去現場的家長及媒體記者出庭作證。
綜上簡述，我完全不認同起訴書對我 的指控內容，我不認同指控我煽動糾集多人在北京豐台區、大興區的犯罪指控，我也不認同我們是非法聚會，更不存在呼喊口號、起哄鬧事的情況。上面是2009年1月2日在北京豐台區及大興區的大致情況。
再次在大興區的聚會就是2009年9月11日，三聚氰胺毒奶事件被正式曝光一周年當天，我們幾個受害家長代表在北京大 興區的一家餐廳的包間內進行了一個小型的回顧性座談會及傍晚後進行了一個短暫的燭光紀念活動。我們選擇的這個地點也是年初1月2日官方請我們吃飯的那個飯店、那個包間，我們也期望借此提醒官方年初對我們的 承諾。我們以此來悼念因三聚氰胺毒奶死亡的孩子，並祈禱祝福所有手術及被侵害倖存的孩子們能一生健康幸福的成長。
這次結石寶寶周年聚會得到北京市公 安局的批准，並且當天現場的秩序也不存在任何問題，如有質疑，請參見我們當天拍攝記錄的全程錄影，該《結實寶寶周年紀念》錄影在我被扣押的電腦裏或網路上 也可下載到，我也期望我們當天凝重悲慟的氣氛能打動每位觀賞者並有所深思。我們作為成年人到底該為我們的後代為所有天真無邪的孩子們營造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環境。
《結石寶寶周年紀念》座談會錄影在我此次被強制關押前正準備 隨同另一份剛剛完稿的致衛生部的問題匯總回饋函一併提交給相關部門以期得到重視（該問題匯總回饋函也在我被扣押的電腦內），在此再次提醒相關部門依然要重 視並解決三聚氰胺事件遺留的所有問題，尤其最重點的是三聚氰胺對人體尤其是對孩子們長期的潛在傷害及威脅。
其他一年期間內的多次致衛生部信訪辦，國 家質檢總局信訪辦，國家信訪局中國消費者協會，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門上訪反映問題的地點都不屬於起訴書所說的豐台區、大興區、也不存在 任何起訴書指控的內容，故不必敍述。
下面再簡述起訴書提及的河北石家莊情況。
我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後一共去過4次石家莊分別是2009年1月16日，1月22日，3月4日及6月24日。下面開始簡述。
先說第一次1月16日去石家莊，1月16日前2天， 在網路上有傳言說16日上午 在石家莊中級人民法院將開庭審理宣判田文華，我們一些家長在得知這個消息後商議我們作為受害孩子家長應該到現場去關注庭審結果並接觸到現場的媒體反映我們 的問題，期望引起重視。但16日 早上我與另外兩個家長到達石家莊中法後才得知那是一個假消息，當天去了，三五家媒體與我們簡短談了一會兒就各自回家了，這是1月16日的情況，不存在任何起訴書內指控的情況。
再說第二次1月22日，這次審判田文華是真實的，我們共有7個家長代表自發的到了石家莊中法，下面說說這天情況。
當天我們到達中法後，中法已實行全面戒嚴 狀態，眾多防暴員警及治安警察在中法周邊拉起了警戒線並組成嚴實的人牆阻止無特殊通行證的人員進入。我們當天在現場是非常理智的，與維護警戒線的員警們溝 通得知我們不可以穿過警戒線的情況下我們沒有任何過激行為，我們也理智的按警方的要求在指定地點待著。我們在警方指定的地點與媒體記者談我們亟待解決並急 需重視的重要問題，我們最關心的還主要是孩子們的身體健康。期間，記者拍攝了我們手拿寫有“關愛孩子健康”等字樣的A4紙，但我不認為此行為構成犯罪。
當天，我們在那裏是非常理智的，沒有起訴 書指控的任何行為發生，並且也一切聽從了現場警方的指揮與協調，讓我們在哪待著，我們就在哪待著，更沒有所謂呼喊口號，起哄鬧事等行為發生。並且在審判田 文華結束後也各自儘快的離開了石家莊。
當天現場情況也有眾多媒體記者可以作證。 如法庭不認同我的辯解，我請求法庭允許當天在現場的眾多記者到庭為我作證。
上面是1月22日在石家莊的情況，不存在任何起訴書指控的行為。
再說第三次3月4日，這天是曾經的國家免檢產品，中國名牌產品等眾多榮譽於一身的三鹿集團剩餘 資產被拍賣的日子。我們作為結實寶寶的家長們，理應來關注這次拍賣，我們也期望能表達我們合理的意見：即將拍賣的剩餘資產優先用於受害家庭尤其是很多被拒 絕免費治療的孩子們。
當天情況是：我們4個家長開乘一輛車前往石家莊中法拍賣現場，但我們的 車輛被石家莊警方刻意的阻撓下本能10分鐘的車程就趕到中法，但卻千辛萬苦的經過幾個小時後才到達。我們到達中法後拍賣會已經結束，後有記者給我們打電話告知我們正在三鹿 集團進行拍賣後的新聞發佈會，我們隨即趕了過去，但三鹿集團當天組織了大量人員阻攔我們，我們在請求進入未同意的情況下也沒有強行進入等過激行為發生，並 且在當天大量三鹿人員將我們圍堵在角落裏甚至將一位死亡患兒的奶奶拉扯在地上的情況下我們依然保持了極強的克制力。最後我們在極度委屈的心情下離開了。當 天也有石家莊警方在現場，也沒有指出我們有任何構成犯罪的行為。我們也認為我們的行為沒有構成犯罪，更不存在起訴書指控的內容。
第四次去石家莊是6月24日，當天我與另外3名家長代表去向石家莊新華區人民法院，石家莊中級人民 法院，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我們受害家庭致全國各級法院系統的公開信，期望能公平、公正進行三聚氰胺民事訴訟案，當天遞交過程非常順利，更不存在起訴書 內所指控的任何行為。
以上是四次去石家莊的大致情況，綜上所 述，我不認為我這4次在石家 莊的行為構成犯罪，並且我還要重點強調，我的每次出行都有警方人員在現場或隨從，也沒有任何警方人員提示說我們的行為構成犯罪，故此，我更認為我上述事情 都沒有構成犯罪。
自2008年9月11日三聚氰胺事件發生以來，我作為維權帶頭人被警方多次談話，但從未提及我曾 經的事情構成犯罪，另在2009年7月 後因準備進行結石寶寶周年紀念，與警方再多次頻繁解除溝通，在7月至9月11日結石寶寶周年長達兩個月與警方多次接觸的時間 裏，也多次談及曾經的這些事情也從未指出我這些事情構成犯罪，並一再好意的勸告我千萬別有什麼衝動的事情發生構成犯罪。這些情況也證實我曾經的這些事情並 沒有被警方認為是犯罪，我也沒有因這些事情收到過警告或提示說我構成犯罪，讓我不能理解並痛心的是事後竟指控我那些在警方嚴密監控下的事情構成犯罪。
我們身為被傷害的孩子們的父母們，我們是 希望切實解決發生在我們孩子們身上的傷害以及有效保障我們孩子們一生的健康。迄今為止，不僅僅中國甚至全世界也沒有任何一個權威機構敢斷言三聚氰胺對孩子 們的傷害僅僅是腎結石，而已有的研究和相關報導都是讓我們緊張並焦慮的，我們至今擔心一些隱性的傷害將會影響孩子們一生的健康。
世衛組織發佈的通報明確提到了通過動物實 驗發現三聚氰胺是可以導致動物有膀胱癌等病變發生（請參見世衛組織中文網站內有關三聚氰胺病理學方面的研究通報），而我們在國內也通過南方都市報08年底有關三聚氰胺的專題系列報導瞭解到東北餵養三 聚氰胺飼料而亡的動物貉子的屍體解剖後發現腎臟都有明顯的嚴重破壞，其被破壞殘蝕的腎臟實物照片讓我們每個給孩子消費過三聚氰胺產品的孩子家長都不得不心 有餘悸，恐懼萬分，並且這種擔憂並未隨著孩子結石的消失而停止。我們迄今仍強烈呼籲相關部門重視這個問題，儘快出臺公示相關的專業研究及進展情況，防患于 未然。
我們身為孩子的家長最關心孩子們生命健康 及一生有效地保障，我們的維權也一直是合理合法且理性文明的，我們也從沒有指控的所謂“非法聚集，呼喊口號，起哄鬧事”等這些無中生有的事情。
最後再說起訴書指控的2009年8月4日的事情。
這天起因是因為我的一個朋友被關押在外地 政府駐京辦私自設置非法關押訪民的一個黑監獄中，在當天竟駭人聽聞的發生了一起性質及其惡劣的黑監獄看押人員當眾強姦安徽上訪女青年李蕊蕊的事件。我在當 天得到求救的消息後去營救她們，在前往的路上得知她們自己闖出被關押的黑監獄後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報案的路上又被截訪人員攔截的情況下，只能更加義無反顧的 趕過去營救，擔心剛剛逃出魔窟的她們再陷入惡境，並最終協助了李蕊蕊她們成功報了案。對於這次極其正常並屬於見義勇為的報案，竟被指控為煽動糾集多人起哄 鬧事，對於這樣的指控不能不令我心痛，我們正確並帶有正直的行為談何犯罪呢？
對於本指控我完全不認同，我們在當天不僅 沒有任何過激的行為發生，並且在警方強行抓人導致嚇跑一些訪民的情況下，將一切害怕且跑開的當事人及證人勸說留了下來，我不僅不認為我當天的行為構成犯 罪，反倒更認為當天在我的堅持及推動下能得以最終報案、立案成功，得以最終有效地打擊了罪犯，在我及多名訪民證人被東交民巷派出所強行扣留關押一天后，8月5日中午警方多名領導找我談話說馬上釋放我們，但要求我 們走後不要再對記者多提這個事情了，然後就讓我們就離開了。
從8月4日被強行關押直至8月5日離開，警方自始至終也未說我們的行為構成了犯罪，故此，我不認為我在8月4日的行為有任何犯罪成分。如果法庭認為我的行為構成犯罪，那我認為是對真正犯罪分子無形的庇護，是對正確行為的打擊，由此會導致的 不良後果不堪設想，正義、正直被壓制的情況下只能讓真正的犯罪分子更加囂張，也將會錯誤引導正確的是非判斷觀。故此，請法庭慎重考慮，並作出正確的判定。
我在8月4日當天的所作所為，可由多位當天現場的當事人作證，如法庭不認同我的辯解，我 將請求相關證人出庭為我作證。
以上是我就起訴書指控的內容做的必要說 明。
我身為一名結石寶寶的父親及社會的一員， 我堅信我自三聚氰胺事件以來所做的事情沒有犯罪，我反而要自豪驕傲於我所做的所有努力，我在盡力盡職我應肩負的責任，我也期望自己曾經的所有努力與付出能 對我們社會的進步有所推動，並且我堅信我所做的一切無愧於我自己的良心、無愧於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我認為我所做的都是正確的，反而我倒認為如果我不去做 這些事情，我將認為是一個罪人有愧于自己的良知與靈魂，也有愧有罪於我身處的時代及我們的後代，我們努力讓我們的思想與行為更加高尚，堅定我們正確的做人 信念，並期待能對社會進步有積極有益的作用。我們身處這個時代，有責任堅持正確的事情並讓人為的錯誤儘量減少。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 使命為我們的後代努力營造一個更有道德、更公正、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環境。
我因為維權及協助別人報案被冠以莫須有的 罪名而失去自由，在此我期忘這樣的傷害與委屈儘快結束，並期望是非被顛倒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在此，我要說：如果維權有罪，那勢必會助 長利慾薰心的奸商繼續喪盡天良、肆無忌憚的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殘害他人的基礎上，我們本已日漸淪喪的社會將會變成何等扭曲的樣子。
在此，我更要說：如果報案及揭示犯罪有罪,將會就此扼殺正直的行為,將會縱容更多的罪犯肆無忌憚的為所欲為,如果這樣,我們每個人都將處於危險的社會之中,正義與勇敢將逐漸不復存在,想必這是每個具有良知善德的人都不想看到的。
今天的我,由於錯誤的指控被強行關押失去了自由,我所能期待的也只有祈盼法律應有的公平公正來為我主 持正義還我于清白。在此也真誠期望我們的政府相關部門能正視已犯下的錯誤，不要一錯再錯。
我堅信，正義與真理的光芒必將照耀我們這 個國度的每個角落，而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倔強的堅持，不為別的，僅僅為了我自己良心與靈魂的安穩，以及為了我們的後代們能生活在一個具有優良品質的社會 裏，更為了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國度能以健康的體魄繼續存在於世界。
我堅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沒有犯罪，也 期望擁有權力的人能擁有高尚的人格與美德，想想所有被三聚氰胺毒奶殘害的孩子們，秉持懲惡揚善的準則，做出無愧於這個國度、無愧於良知與靈魂及無愧於子孫 後代的決定。這樣，我們才無愧於我們做為一個生命在這個世界、在這個國度的意義。
最後，我要再重申，我沒有進行起訴 書內指控的犯罪行為，我堅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身為一名公民應擔當的一份責任，我堅信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文明且沒有錯誤的，我也祈盼自己的努力能讓社會有所 進步。
為了將正直、良知的品德保留在我們 的生命及靈魂中，我們只能堅定正確的信念和準則，否則將動搖我們正直的心靈並錯誤的影響我們的後代，那樣，我們才將是罪人。
綜上所述及事實，我堅信我無罪！
辯護陳述人：趙連海
2010年3月
就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檢察院“京大檢 刑訴[2010]0043號 起訴書”指控我涉嫌尋釁滋事罪的起訴，我將做一些必要的說明及辯護。
首先，我不認同起訴書指控我以社會 熱點問題，煽動糾集他人在多個公共場所呼喊口號，非法聚集起哄鬧事等事情。下面我就指控內容作必要的簡要說明。
起訴書指控所謂社會熱點問題的事情 主要有二個，一是有關2008年9月11日被正式曝光的三聚氰胺有毒乳製品事件，此事件泛稱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此事件與我密切相關， 我的孩子就是受三聚氰胺有毒乳製品侵害的幼童之一，我也是此事件維權帶頭人。第二個事情是有關2009年8月4日安徽上訪女青年李蕊蕊來京上訪被外地政府駐京辦截訪人員非法關押並被強姦的事情，我在當天協同李蕊蕊及事件證人去北京市公安局報案。
先說三聚氰胺毒奶事件維權：起訴書 指控我“於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間，利用社會熱點問題，煽動糾集多人先後在河北省石 家莊市及北京市大興區、豐台區等地公共場所採用呼喊口號、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鬧事，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就這些指控我要提出反對意見，首先我們 要簡要說明起訴書所說的這個“社會熱點問題”就是2008年9月11日被正式曝光的舉世震驚並令眾多受害家庭痛苦至極 的三聚氰胺毒奶事件。我年幼的孩子即是受三聚氰胺有毒乳製品侵害的腎結石寶寶。我的孩子從小母乳餵養，在一歲多後開始消費各種乳製品，截止到他被確診為腎 結石患兒之前，已累計消費了長達二年多大量的含三聚氰胺的有毒乳製品，涉及的種類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含乳製品。孩子在被確診後，我們身為孩子的父母想到孩子 曾消費的乳製品數量之多，時間之長我們的心情是極其痛苦並擔憂的，想必每個有血肉的人都會理解我們的痛苦與擔心，那些痛苦的經歷現在想起來仍歷歷在目，痛 苦及擔心焦慮程度在此暫不多述。
悲劇在我們尚小的孩子身上發生後， 身為受害患兒家長的我及眾多受害家庭自然想到為我們尚小的孩子維權並為孩子們一生的健康保障呼籲。我們眾多受害家庭由此因孩子自發的走到了一起，組建我們 的維權團體，但沒有想到的是，我們的孩子被無情的殘害，我們在維權的過程中也經歷了太多的艱辛、壓力與阻撓，讓我們眾多家庭經歷了更多新的傷害與痛苦。但 我們在即便非常痛苦的維權過程中依然做到了理智。我本人也作為結石寶寶維權帶頭人與相關部門進行了多次的積極溝通及回饋，但我們提出的太多積極的合理性建 議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即便如此，我們眾多家長依然克制著我們痛苦委屈的情緒，繼續理智的與相關部門溝通呼籲，期望相關部門能正視我們受害群體的痛苦 心聲。我們眾多家庭相互安慰、相互幫助，也極力勸撫幫助那些被傷害更嚴重的家庭憤怒不理性的情緒，避免發生其他更不想看到的悲劇。我們理性、積極的方式讓 有些例如死亡、手術等嚴重情況更痛苦的家庭感受到很多安慰，及時避免了多例危險事件的發生。說到此，應肯定我們的維權團體起到的積極有益的作用。
2008年12月 中旬，我們眾多家長得知政府即將出臺賠償方案（並且我們也認為那個賠償方案是打發人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賠償方案，是沒有與眾多受害家庭協商溝通、且不尊 重受害家庭的方案）。我們眾多受害家庭得知這些情況後自然想到結石寶寶事件也將會隨之淡落的處理下去，我們太多家長想到我們孩子後續定期檢查、繼續治療、 永久健康保障以及三聚氰胺深度危害等等實際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完善的解決，我們的心情是焦慮不安的。在這樣的心情下，我們與相關部門溝通的願望更加強烈，我 們期望能與相關部門及企業進行彼此坦誠的溝通對話，我們也期望我們真誠的態度能讓相關部門及企業重視依然存在眾多問題及聽取我們對事件解決的建議。
我們曾努力與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等 部門積極溝通但都被無情拒絕。我們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無奈的，我們期待相關部門能在尊重我們做為受害家庭的前提下，更合理、更公平、更公正的能與眾多受害家 庭協商來解決出現的各種問題，把孩子們的生命健康放在最重要的高度來重視。當時的情況大致是：有很多需要住院甚至手術的孩子都被拒絕免費治療，致使一些孩 子的治療被嚴重人為的拖延，讓孩子們的生命健康受到嚴重的威脅，還有例如有的孩子由於漏報等情況根本就沒有列入國家承認的結石寶寶名單，導致各種治療費用 都由受害家庭自己來承擔，而有的孩子更是在事件被曝光前就已治療或手術多次，家庭已為此不堪重負而債臺高築，而孩子依然面臨繼續治療而需要的高昂費用，很 多前期或後期治療費用都不給予解決，而最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在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後繼續死亡的結石寶寶患兒除了不被承認死因與三聚氰胺有關，並且在死亡患兒家 長就死因提出質疑後申請屍體檢驗來確定死因竟被拒絕。例如：2008年12月4日死亡的湖北麻城的馬雪菲小朋友（女孩，死亡時僅1歲，她的相關資料在我被警方扣押的電腦裏有）。馬雪 菲在12月4日死亡前就已被承認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侵害的結石寶 寶，但相關部門在她死亡後否認她的死亡與三聚氰胺有關。馬雪菲在死亡之前就已因腎結石導致腎積水無法排尿在醫院進行過置管、排尿排石手術，也曾有國內媒體 對當時在醫院治療的馬雪菲作過報導。馬雪菲死亡後，我們眾多家庭及相關專業人士懷疑是腎小管裏依然有三聚氰胺顆粒導致腎臟或其他器官嚴重受損導致生命出現 危險，故都想到只有通過嚴謹的屍體解剖檢驗才能確定最終死因，但相關部門在否認馬雪菲的死因與三聚氰胺有關之後卻拒絕推諉家屬提出的屍檢申請（稍後在09年1月6日死亡的山東青州候海淇小朋友也是被如此對待，候海淇家長將孩子屍體在醫院停 屍房冷凍多日找過多個相關部門提出屍檢申請都被拒絕）。
馬雪菲死亡後對她及其他新死亡患兒 進行嚴謹的醫學檢驗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對死因有更明確的判定標準牽扯到對其家庭的賠償等級，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通過嚴謹的醫學檢驗、病理學研究、通過屍檢對 腎臟、肝臟、心血管系統等重要內臟器官進行切片等專業的病理學研究來更深入瞭解被三聚氰胺侵害的結石寶寶的腎臟等重要器官到底造成了如何傷害，傷害到何種 程度、長遠潛在危害到什麼程度等等。這樣的研究重要且必要，也將對至少官方公佈的30萬結石寶寶的後續治療、長期監控防治有重要價值，但這樣難得的實體研究竟然在家屬的積 極申請下被浪費甚至推諉拒絕，讓我們實在不能理解並心痛，看到2008年東北因三聚氰胺飼料死亡的動物貉子在解剖後腎臟被嚴重侵害的照片（我被扣押的電腦裏有照片及相關資料），讓我們更加想瞭解三聚氰 胺乳製品到底對我們的孩子們的腎臟等器官具體造成了什麼樣的傷害。
2008年12月 中下旬，我們在種種疑慮，擔憂及與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等相關部門溝通被徹底拒絕或置之不理後自然想到通過媒體反映我們關心的問題及建議，並期望我們的呼籲 能得到相關部門及社會的高度重視。在我們眾多家長自發的商議下，最終決定於2009年1月2日下午在豐台區的一家停業的酒店中餐廳與媒體記者見 面反映我們的呼籲及發現的問題。擔心這個見面會被干擾，我們選擇的這個酒店地處非常僻靜。在與該酒店中餐廳負責人事先商談後，他們也非常樂意於將中餐廳租 用給我們使用並徹底約定下來。
1月2日 的這個事情本可以進行的非常順利，但我在1月1日 晚即被警方在豐台區強制控制，與我同時被控制的還有其他4個家長代表（他們都是孩子受傷害很嚴重且都動過手術患兒的家長）。我們在1月1日晚被警方強制關押在大興區團河農場會議中心內，在我們提出意見後，警方告訴我們第二天上午將有領導與我們談話溝通，並承諾我們第 二天上午11點前無論談話是 什麼結果都肯定會釋放我們。
當天晚上我們晚飯也沒吃，我們幾個 人就在多名員警看押下在團河會議中心一個會議室的椅子上又餓、又困、又累的坐了一夜，即便這樣我們還是滿懷期待第二天上午的談話能有好的進展，期望領導們 能傾聽我們的建議。第二天上午，我作為代表與到來的領導們進行了談話，我談了很多我們面臨的實際困難、問題及建議，並明確表達了期望政府能協調相關部門及 企業與我們進行溝通的誠意。但當天上午現場的領導們不僅不理解我們的合理訴求及建議，反而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一味的強加我們他們的意見，一上午的對話明 顯在被壓制的狀態下進行，並且在時至11點後也不按他們曾經的承諾釋放我們。
時至下午，我們依然被強制看押在團 河會議中心內，位於豐台區那個酒店的記者見面會如期但被嚴重干擾的在進行，其他幾個沒有被控制的家長代表和一些媒體記者趕到了那裏，但到後才得知該酒店及 中餐廳不能再繼續租用給我們使用，酒店外也有警車及警方人員在現場（事後證實當天警方介入要求該中餐廳停止給我們租用），那些家長與到達的記者由於無法進 入中餐廳，只好在酒店的大廳及酒店門口的便道上進行了簡短的訪談，後由於擔心我們幾個被關押在團河會議中心，幾個家長隨即趕到了團河會議中心來關注並詢問 為什麼關押我們。當天下午在團河會議中心的警官找到我說有家長在會議中心外要求釋放我們或進來見我們，讓我勸勸他們，情緒不要激動。我當即非常配合的與在 會議中心外的家長們通了電話，讓他們都冷靜，不要衝動，在我與會議中心內警官們的請求下，最終讓在外面的家長們進來避冷。
在當天最後，政府官員又與我們進行 了談話，同意我們只要不在1月4日至1月15日推行賠償方案期間不公開反對賠償方案即協調我們與相關部門及企業的溝通， 展開對話機制解決遺留問題，至此才將我們釋放並請我們在大興區的一家餐廳的一個包間吃了一頓飯並在第二天陸續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中。
簡述當天在豐台區及大興區的情況即 是：我們沒有進行起訴書內所指控的我煸動糾集多人在北京市大興區、豐台區採用呼喊口號，非法聚集方式起哄鬧事，更不承認我們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 我要說的是：如果沒有警方的強行介入阻止，1月2日 的事情會進行的更好，在當天因此而造成的任何不良影響都應由警方負責。並且我們每個家長在當天也都極力配合了現場警方的協調或指揮，並且當天也有眾多媒體 記者在現場可以作證，如法庭不認同我的辯解，我將請求法庭允許當天去現場的家長及媒體記者出庭作證。
綜上簡述，我完全不認同起訴書對我 的指控內容，我不認同指控我煽動糾集多人在北京豐台區、大興區的犯罪指控，我也不認同我們是非法聚會，更不存在呼喊口號、起哄鬧事的情況。上面是2009年1月2日在北京豐台區及大興區的大致情況。
再次在大興區的聚會就是2009年9月11日，三聚氰胺毒奶事件被正式曝光一周年當天，我們幾個受害家長代表在北京大 興區的一家餐廳的包間內進行了一個小型的回顧性座談會及傍晚後進行了一個短暫的燭光紀念活動。我們選擇的這個地點也是年初1月2日官方請我們吃飯的那個飯店、那個包間，我們也期望借此提醒官方年初對我們的 承諾。我們以此來悼念因三聚氰胺毒奶死亡的孩子，並祈禱祝福所有手術及被侵害倖存的孩子們能一生健康幸福的成長。
這次結石寶寶周年聚會得到北京市公 安局的批准，並且當天現場的秩序也不存在任何問題，如有質疑，請參見我們當天拍攝記錄的全程錄影，該《結實寶寶周年紀念》錄影在我被扣押的電腦裏或網路上 也可下載到，我也期望我們當天凝重悲慟的氣氛能打動每位觀賞者並有所深思。我們作為成年人到底該為我們的後代為所有天真無邪的孩子們營造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環境。
《結石寶寶周年紀念》座談會錄影在我此次被強制關押前正準備 隨同另一份剛剛完稿的致衛生部的問題匯總回饋函一併提交給相關部門以期得到重視（該問題匯總回饋函也在我被扣押的電腦內），在此再次提醒相關部門依然要重 視並解決三聚氰胺事件遺留的所有問題，尤其最重點的是三聚氰胺對人體尤其是對孩子們長期的潛在傷害及威脅。
其他一年期間內的多次致衛生部信訪辦，國 家質檢總局信訪辦，國家信訪局中國消費者協會，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門上訪反映問題的地點都不屬於起訴書所說的豐台區、大興區、也不存在 任何起訴書指控的內容，故不必敍述。
下面再簡述起訴書提及的河北石家莊情況。
我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後一共去過4次石家莊分別是2009年1月16日，1月22日，3月4日及6月24日。下面開始簡述。
先說第一次1月16日去石家莊，1月16日前2天， 在網路上有傳言說16日上午 在石家莊中級人民法院將開庭審理宣判田文華，我們一些家長在得知這個消息後商議我們作為受害孩子家長應該到現場去關注庭審結果並接觸到現場的媒體反映我們 的問題，期望引起重視。但16日 早上我與另外兩個家長到達石家莊中法後才得知那是一個假消息，當天去了，三五家媒體與我們簡短談了一會兒就各自回家了，這是1月16日的情況，不存在任何起訴書內指控的情況。
再說第二次1月22日，這次審判田文華是真實的，我們共有7個家長代表自發的到了石家莊中法，下面說說這天情況。
當天我們到達中法後，中法已實行全面戒嚴 狀態，眾多防暴員警及治安警察在中法周邊拉起了警戒線並組成嚴實的人牆阻止無特殊通行證的人員進入。我們當天在現場是非常理智的，與維護警戒線的員警們溝 通得知我們不可以穿過警戒線的情況下我們沒有任何過激行為，我們也理智的按警方的要求在指定地點待著。我們在警方指定的地點與媒體記者談我們亟待解決並急 需重視的重要問題，我們最關心的還主要是孩子們的身體健康。期間，記者拍攝了我們手拿寫有“關愛孩子健康”等字樣的A4紙，但我不認為此行為構成犯罪。
當天，我們在那裏是非常理智的，沒有起訴 書指控的任何行為發生，並且也一切聽從了現場警方的指揮與協調，讓我們在哪待著，我們就在哪待著，更沒有所謂呼喊口號，起哄鬧事等行為發生。並且在審判田 文華結束後也各自儘快的離開了石家莊。
當天現場情況也有眾多媒體記者可以作證。 如法庭不認同我的辯解，我請求法庭允許當天在現場的眾多記者到庭為我作證。
上面是1月22日在石家莊的情況，不存在任何起訴書指控的行為。
再說第三次3月4日，這天是曾經的國家免檢產品，中國名牌產品等眾多榮譽於一身的三鹿集團剩餘 資產被拍賣的日子。我們作為結實寶寶的家長們，理應來關注這次拍賣，我們也期望能表達我們合理的意見：即將拍賣的剩餘資產優先用於受害家庭尤其是很多被拒 絕免費治療的孩子們。
當天情況是：我們4個家長開乘一輛車前往石家莊中法拍賣現場，但我們的 車輛被石家莊警方刻意的阻撓下本能10分鐘的車程就趕到中法，但卻千辛萬苦的經過幾個小時後才到達。我們到達中法後拍賣會已經結束，後有記者給我們打電話告知我們正在三鹿 集團進行拍賣後的新聞發佈會，我們隨即趕了過去，但三鹿集團當天組織了大量人員阻攔我們，我們在請求進入未同意的情況下也沒有強行進入等過激行為發生，並 且在當天大量三鹿人員將我們圍堵在角落裏甚至將一位死亡患兒的奶奶拉扯在地上的情況下我們依然保持了極強的克制力。最後我們在極度委屈的心情下離開了。當 天也有石家莊警方在現場，也沒有指出我們有任何構成犯罪的行為。我們也認為我們的行為沒有構成犯罪，更不存在起訴書指控的內容。
第四次去石家莊是6月24日，當天我與另外3名家長代表去向石家莊新華區人民法院，石家莊中級人民 法院，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我們受害家庭致全國各級法院系統的公開信，期望能公平、公正進行三聚氰胺民事訴訟案，當天遞交過程非常順利，更不存在起訴書 內所指控的任何行為。
以上是四次去石家莊的大致情況，綜上所 述，我不認為我這4次在石家 莊的行為構成犯罪，並且我還要重點強調，我的每次出行都有警方人員在現場或隨從，也沒有任何警方人員提示說我們的行為構成犯罪，故此，我更認為我上述事情 都沒有構成犯罪。
自2008年9月11日三聚氰胺事件發生以來，我作為維權帶頭人被警方多次談話，但從未提及我曾 經的事情構成犯罪，另在2009年7月 後因準備進行結石寶寶周年紀念，與警方再多次頻繁解除溝通，在7月至9月11日結石寶寶周年長達兩個月與警方多次接觸的時間 裏，也多次談及曾經的這些事情也從未指出我這些事情構成犯罪，並一再好意的勸告我千萬別有什麼衝動的事情發生構成犯罪。這些情況也證實我曾經的這些事情並 沒有被警方認為是犯罪，我也沒有因這些事情收到過警告或提示說我構成犯罪，讓我不能理解並痛心的是事後竟指控我那些在警方嚴密監控下的事情構成犯罪。
我們身為被傷害的孩子們的父母們，我們是 希望切實解決發生在我們孩子們身上的傷害以及有效保障我們孩子們一生的健康。迄今為止，不僅僅中國甚至全世界也沒有任何一個權威機構敢斷言三聚氰胺對孩子 們的傷害僅僅是腎結石，而已有的研究和相關報導都是讓我們緊張並焦慮的，我們至今擔心一些隱性的傷害將會影響孩子們一生的健康。
世衛組織發佈的通報明確提到了通過動物實 驗發現三聚氰胺是可以導致動物有膀胱癌等病變發生（請參見世衛組織中文網站內有關三聚氰胺病理學方面的研究通報），而我們在國內也通過南方都市報08年底有關三聚氰胺的專題系列報導瞭解到東北餵養三 聚氰胺飼料而亡的動物貉子的屍體解剖後發現腎臟都有明顯的嚴重破壞，其被破壞殘蝕的腎臟實物照片讓我們每個給孩子消費過三聚氰胺產品的孩子家長都不得不心 有餘悸，恐懼萬分，並且這種擔憂並未隨著孩子結石的消失而停止。我們迄今仍強烈呼籲相關部門重視這個問題，儘快出臺公示相關的專業研究及進展情況，防患于 未然。
我們身為孩子的家長最關心孩子們生命健康 及一生有效地保障，我們的維權也一直是合理合法且理性文明的，我們也從沒有指控的所謂“非法聚集，呼喊口號，起哄鬧事”等這些無中生有的事情。
最後再說起訴書指控的2009年8月4日的事情。
這天起因是因為我的一個朋友被關押在外地 政府駐京辦私自設置非法關押訪民的一個黑監獄中，在當天竟駭人聽聞的發生了一起性質及其惡劣的黑監獄看押人員當眾強姦安徽上訪女青年李蕊蕊的事件。我在當 天得到求救的消息後去營救她們，在前往的路上得知她們自己闖出被關押的黑監獄後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報案的路上又被截訪人員攔截的情況下，只能更加義無反顧的 趕過去營救，擔心剛剛逃出魔窟的她們再陷入惡境，並最終協助了李蕊蕊她們成功報了案。對於這次極其正常並屬於見義勇為的報案，竟被指控為煽動糾集多人起哄 鬧事，對於這樣的指控不能不令我心痛，我們正確並帶有正直的行為談何犯罪呢？
對於本指控我完全不認同，我們在當天不僅 沒有任何過激的行為發生，並且在警方強行抓人導致嚇跑一些訪民的情況下，將一切害怕且跑開的當事人及證人勸說留了下來，我不僅不認為我當天的行為構成犯 罪，反倒更認為當天在我的堅持及推動下能得以最終報案、立案成功，得以最終有效地打擊了罪犯，在我及多名訪民證人被東交民巷派出所強行扣留關押一天后，8月5日中午警方多名領導找我談話說馬上釋放我們，但要求我 們走後不要再對記者多提這個事情了，然後就讓我們就離開了。
從8月4日被強行關押直至8月5日離開，警方自始至終也未說我們的行為構成了犯罪，故此，我不認為我在8月4日的行為有任何犯罪成分。如果法庭認為我的行為構成犯罪，那我認為是對真正犯罪分子無形的庇護，是對正確行為的打擊，由此會導致的 不良後果不堪設想，正義、正直被壓制的情況下只能讓真正的犯罪分子更加囂張，也將會錯誤引導正確的是非判斷觀。故此，請法庭慎重考慮，並作出正確的判定。
我在8月4日當天的所作所為，可由多位當天現場的當事人作證，如法庭不認同我的辯解，我 將請求相關證人出庭為我作證。
以上是我就起訴書指控的內容做的必要說 明。
我身為一名結石寶寶的父親及社會的一員， 我堅信我自三聚氰胺事件以來所做的事情沒有犯罪，我反而要自豪驕傲於我所做的所有努力，我在盡力盡職我應肩負的責任，我也期望自己曾經的所有努力與付出能 對我們社會的進步有所推動，並且我堅信我所做的一切無愧於我自己的良心、無愧於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我認為我所做的都是正確的，反而我倒認為如果我不去做 這些事情，我將認為是一個罪人有愧于自己的良知與靈魂，也有愧有罪於我身處的時代及我們的後代，我們努力讓我們的思想與行為更加高尚，堅定我們正確的做人 信念，並期待能對社會進步有積極有益的作用。我們身處這個時代，有責任堅持正確的事情並讓人為的錯誤儘量減少。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 使命為我們的後代努力營造一個更有道德、更公正、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環境。
我因為維權及協助別人報案被冠以莫須有的 罪名而失去自由，在此我期忘這樣的傷害與委屈儘快結束，並期望是非被顛倒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在此，我要說：如果維權有罪，那勢必會助 長利慾薰心的奸商繼續喪盡天良、肆無忌憚的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殘害他人的基礎上，我們本已日漸淪喪的社會將會變成何等扭曲的樣子。
在此，我更要說：如果報案及揭示犯罪有罪,將會就此扼殺正直的行為,將會縱容更多的罪犯肆無忌憚的為所欲為,如果這樣,我們每個人都將處於危險的社會之中,正義與勇敢將逐漸不復存在,想必這是每個具有良知善德的人都不想看到的。
今天的我,由於錯誤的指控被強行關押失去了自由,我所能期待的也只有祈盼法律應有的公平公正來為我主 持正義還我于清白。在此也真誠期望我們的政府相關部門能正視已犯下的錯誤，不要一錯再錯。
我堅信，正義與真理的光芒必將照耀我們這 個國度的每個角落，而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倔強的堅持，不為別的，僅僅為了我自己良心與靈魂的安穩，以及為了我們的後代們能生活在一個具有優良品質的社會 裏，更為了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國度能以健康的體魄繼續存在於世界。
我堅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沒有犯罪，也 期望擁有權力的人能擁有高尚的人格與美德，想想所有被三聚氰胺毒奶殘害的孩子們，秉持懲惡揚善的準則，做出無愧於這個國度、無愧於良知與靈魂及無愧於子孫 後代的決定。這樣，我們才無愧於我們做為一個生命在這個世界、在這個國度的意義。
最後，我要再重申，我沒有進行起訴 書內指控的犯罪行為，我堅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身為一名公民應擔當的一份責任，我堅信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文明且沒有錯誤的，我也祈盼自己的努力能讓社會有所 進步。
為了將正直、良知的品德保留在我們 的生命及靈魂中，我們只能堅定正確的信念和準則，否則將動搖我們正直的心靈並錯誤的影響我們的後代，那樣，我們才將是罪人。
綜上所述及事實，我堅信我無罪！
辯護陳述人：趙連海
2010年3月
10.2.10
１９８９ 見証最後的美麗 原文
心、就是给予
伴随着一滴眼泪，一支歌曲。
泰戈尔《园丁集》
坦克进场的时候，大学生们正围坐在广场中央——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已经开始。
十一时许，首都的夜空依然明亮，远处不时响起枪声。人们席地而坐，平静，安静。广场民主大学首任校长严家其先生在演讲，民主的历史，民主的现状，民主与法制，民主在中国……晚风吹送，严先生娓娓而谈。民主就是多数原则，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民主是人民制约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宰人民。民主要依靠法治，反对人治。民主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了整整70年，不懈追求的好东西。
嗡嗡之声突然降临，像来自天际，有人站起来，抬头张望。你坐着，感到大地开始颤栗，紧接着，听到了你永远忘不了的声音，那是坦克的轰鸣声和高速奔驰的履带轧轧声。
“路障！”有人大喊一声。路障路障路障！人们一跃而起，一声声地呼喊着，向广场西侧那辆急驰的坦克车冲过去，仿佛路障，就是自己。
这是1989年6月3日，十一时十分，在人民的大会堂面前。
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民主与坦克不期而遇，超出了许多人的期许。大学生们都熟悉广场的历史，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广场就是公众意见的表达场地。 70 年来，人们追寻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号于此。他们见过棍棒刀枪高压水龙，也见过致命武器，偏偏没有起码的军事常识：坦克可以对付人群，也可以开到你家里。也许正是这不够充足的精神准备，激发了恐惧和激烈的反应。
路障！路障！路障！大学生们喊着冲到广场西路和长安街上，追着那辆坦克——其实是辆轻型装甲运兵车，扔出了手里的汽水瓶、砖头瓦块，甚至，钢笔和书本。装甲车楞了片刻，突然掉头，沿着来路，向前门西大街方向，夺路而去。
不用动员，没人指挥，一直没有设防的广场在恐惧之中做出了本能反应。隔离墩、铁栏杆、垃圾桶、乃至各种垃圾杂物，全被搬到路上，做成障碍物的样子。你和大家一起搬运着隔离墩，心里想，七点钟，广场宣誓的时候，你能想到的结局是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和秦城监狱。你愿意。坚守广场15天，愿意等待这个结局，这是因为，三十多年的革命教育刻划了你，侵蚀了你，使你以为自己是牛虻、罗亭、格瓦拉、阿莱科斯，或是保尔·柯察金，是一块注定要毁坏、中断并且奉献到祭坛上去的肉体。也许那时，你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并不等于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国家和民族。四十年前，有人在这里大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哪里，却知道“站“起来后，人更矮了。1989年，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空前规模地聚集起来，终于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和意志，令世界大吃一惊！
4月15日以来，超过3000名大学生，为了自己的同胞和祖国真正站起来，为了反腐败，争民主，坚持了7天7夜的绝食斗争。他们的壮举感动了全世界，却感动不了，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一些人越过全国人大，宣布戒严北京，用军队来对付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可敬的首都人民，选择了见义勇为。他们自发地走上街头路口，劝说并拦截着不明真相的军队，他们多次以百万人的大游行表达着民意民心：政府有错，学生无罪！令人失望的是，具有“饲养员思维传统”的政府官员从不认错，从不“罪己”。有时,他们更像一个聋哑人，不说也不听，只会挥舞着武器，蛮干,横行，以严厉的打击来对付善意的批评。这一次，极少数人滥用国家暴力，并激发了社会暴力，致使大学生们倡导的非暴作力的和平改革遭到破坏，难以控制，对话不成，对抗不断升级，大学生和士兵们的年轻生命，正在成为政府错误的牺牲品。
坦克进场，预示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大学生们围坐在纪念碑上，静静等候，他们反对暴力，也随时准备牺牲。一个半小时前，绝食团广播站一个沉静柔美的声音，已经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意志。同学们，同学们，我们和平请愿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冷静，维护和平请愿的初衷，不要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二个月来，我们坚持的是非暴力的和平斗争，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广场上的人熟悉这个声音，是柴玲——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广场上另一个民主女神。
再见了，同志们！
广场重新平静下来的时候，周围的枪声再次响起。先是远处，象除夕夜的爆竹声，一阵紧似一阵。接着，博物馆，大会堂，曳光弹平射而来，点射夹着连发，烟花似地划空而过。
你在广场西北角，工自联广播车前面，数着从博物馆和大会堂黝黑的窗口里发出来的枪声——闪光过后，枪声必至。脑海中闪着观察火力点的念头，似乎你就是黄继光董存瑞随时准备去消灭火力点。不多时，就数不胜数——枪声太密，“火力点”太多了。
广播车放送着“民兵训练课本”，教导人们怎么打坦克：蒙眼，掏耳，剖腹，砍腿……来得还真够快的。正想着，坦克就来了。
十二时三十分，金水桥东侧，传来坦克的轰鸣，一阵紧似一阵，广场上的人们向那里奔跑。与此同时，从惊慌奔跑的人群中，你听到坦克压死了女大学生的消息，有人说，是北师大的。
身旁的喇叭响起了刺耳的噪音，突然，“民兵训练课本”变成了高亢的《国际歌》声，紧接着，这辆由公共汽车临时改装的广播车，轰地一声发动了。看着这辆公交车转弯，掉头，拖着地上的高音喇叭，你明白了它的意思——拦截坦克，同归于尽！你追着它跑，终于抓住了车门，车门却轰然一声关闭，从驾驶室传来了诀别的喊声：“再见了，同志们！”
后来，你在电视画面中多次见到这辆公交车时，前面离它仅几十米的坦克不见了。而公交车，已不在长安街上，并被人改变了使命，成为攻击建筑物而不是拦截坦克的一个“罪证”。
奇怪吗？不奇怪。伟大与荒谬是亲戚。正如美丽，在另一些人眼里总是丑的。
选择留在广场上，等待最后的结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广场是大学生有组织的控制区，也是大学生集体意志的表达区。这个集体意志是坚持和平请愿。非暴力，不服从，不流血，不投降。你赞成这个理念，尽管你也知道在当时它“不合时宜”，但比起高对抗性同时具有高破坏性的街垒战来，这条失败之路可能通向另一种胜利，而不会导致从无序走向更加无序。
暴力，来自于恐惧；过度的暴力，来自于过度的恐惧。然而在当时，明白这点的人不多。即使明白也控制不了局面改变不了局势，因而无济于事。首先，当局用戒严来对付请愿，用军队来占领城市，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相当于把老虎丢进人群，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至少这一次，军队服从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政治，“枪”被“党”指挥着，甚至撇开党的总书记，执行着强行占领广场的死命令。这时候，政党、政府、国家、人民，都不见了，只有那几个人，在按照个人经验和权威作决定。在全社会的高度参与下，大学生早已控制不了北京街头，他们只能竭力维护广场斗争的纯粹和干净。街头政治，则是一个无组织或自组织的竞技场，各种动机，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各种机会，在混乱中交织，把天使变成魔鬼或把魔鬼变成天使。街头就是丛林，而丛林法则的唯一公理，是强者和王者的胜利。这唯一的强者，不是人，是人发明和使用的杀人武器。混乱的王者，是暴力-----是超越法定程序的国家暴力，而不是正义冲动或其它抗暴形式的社会暴力。
不许打人！
上帝要人疯狂，就叫他去革命。
十八年后，你终于明白：反抗暴政，不等于睚眦相报；公民有反抗暴政的自由，也有不服从的权力。而公民不服从，更重要的是守住你自己。而在当时，你并不真正懂得这些道理。中国盛产革命文化和党文化，多年来，无论电影、电视、戏剧、文艺，还是报纸、杂志、文学、书籍，无不承载着一个政党的宣传诉求，充斥着革命暴力和奴化教育。革命暴力，只能孕育暴政，以及反抗暴政的暴民。正所谓，仁政出仁民，出良民，出顺民；暴政下，只有刁民，暴民，还有大量的愚民。
当国家的发展被一个特权集团的需求所控制，当民族的文化被一个政党的宣传所置换，当社会的价值只剩下革命思想和暴力思维，当政党的舌头和牙齿代替了人民的喉咙和心声，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遭到少数人拼命的封杀抵制，你就成为，这种文化的一件作品。如果顺服并且接受这种安排，你要么怯弱，要么白痴。多年的革命教育，你只学会了模仿革命英雄的行为模式，没有学会别的。所以当时，你追着广播车跑，手拿一根三尺长的竹竿，要去跟坦克拼命，不怯弱，很白痴。
广播车冲到长安街上，距那辆装甲车几十米，停了。因为装甲车已经被堆积起来的垃圾桶阻停，徒然轰鸣着，然后熄火了。霎时，003号装甲车成为人们围攻和宣泄的一件物品。砖头瓦块，棍棍棒棒敲打着这个铁乌龟，点燃的衣物、棉被，马上堆满了“龟背”。人们愤怒着，兴奋着，拥挤着，像围着一只巨大的烤红薯，只等着分而食之。
提着竹竿，你摸到了铁乌龟发烫的后门，竹竿还没有敲下去，车门“嘭”地一声弹开，滚滚浓烟里冲出来二个当兵的。当兵的被车里的高温和浓烟薰得迷迷糊糊，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所以立刻被狂怒的人群打倒在地。人群里只听到夯土似的沉闷声音，没有求饶声和呼救声。
你拼命挤了进去，想打人，或许还想杀人。或者你什么都没想也用不着想，大家怎么做，跟着做就行。没有料到的是，你做了相反的事。十八年来，每每回想起那一刻，你都要犯迷惑，失去思维。后来你越来越相信，那一刻，出现了神迹，拯救了你。
你挤进装甲车左边的一个圈子，那当兵的伏在地上，已不动弹。有人在踢他的头，有人跳起来踩他的身，像演武打电影。他毫无反应。你听见自己在喊：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人不行了！接着你拉起他的左手，甩上肩，弓身发力背起了他，向救护站挪动。
殴打没有停止。有人开始打你，一个踉跄差点倒地。没等你跪下去，右边一双手伸过来扶住你，接着，那双手架起士兵的右臂，使你挺直了身躯。“不许打人”！有人在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人们开始喊起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整齐。在这有节奏并富有当时的广场特色的呼喊声中，在十多双手臂的围拥保护下，你们奔跑着，把士兵送到了几百米外的博物馆急救站。
后来听说，那天广场上没有死一个当兵的，包括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士兵，流了血，没有牺牲。这是大家的幸运。
他们都是孩子！
快到救护站了，有人把你换下来。坐在地上，喘气。手上粘粘的，一摸糟了，肩上胸前，满身血迹，头发也粘成了血饼子。这是那个大个子士兵留下的纪念品。以后的几天里，你穿着这件可能被控为“凶手”的血衣，在这座戒严的城市里漫游，有人问，你就得解释。
凌晨一时三十分，枪声密集响起，预示着有事发生。果然，广场西路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南退去，其间不断有人倒地。当时无法判定，这是中枪还是摔倒。你迎着溃散的人群向北走，直到看到西长安街，密密麻麻，都是军人的身影。这些黑影中，至少有五、六支枪口在吐火，射击。这是文革武斗以来，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人开枪，没有向着天空，而是向着大地和人群，打得广场地砖火星直迸。
多年来，你面对危险或是危机的处理经验，就是正视。缓慢地，镇定地，迎上去，看清楚，正视。无论小时候被群狗追逐，还是后来多次面临群殴场面，镇静，是你的唯一武器。所以你缓慢地，迎着正在喷吐的枪火，走上去。广场西路已空无一人，在西长安街火光的映照下，你看到了那个令你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个短发白衣的女人，一个人站在西长安街口的拐角处，前仰后合地比划着，你听她喊：“别开枪！别开枪！他们都是孩子！”
你迎着她走上前去，边走边想，开枪的，不也是孩子吗？
西长安街，全是军队组成的步兵方阵，望不到头，看不见尾。方阵上空响着口号，十分整齐。“动乱不平，决不收兵！”“如若阻拦，坚决还击！”“打倒动乱，严惩暴徒！”等等。突然一声哨音，部队就地坐下，现出一片整齐的钢管森林。这是建筑工地常用的2米钢管，现在靠在士兵的肩头上，伸向广场的夜空，展示着比步兵武器更直接的一种暴力。你想，国庆游行，如果把士兵手里的步枪，换成大刀长矛或者钢管铁棍，可能更威风，更有震摄力。暴力，来自原始；越直接越原始，越能摧毁文明。在这接近原始暴力的步兵方阵中，在钢管树阵之间，突然响起了“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一类的军营歌声。这是各个连队之间在拉歌，鼓舞士气，作战斗前的精神准备。
那个女人已经到了军队的散兵线前面，连比带划地诉说着。你情知不妙，趋身上前，还没走拢，就见她被几个士兵挥起枪托，打倒在地。你把她扶起来，才看清楚，这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胖胖的圆脸上满是血迹。他们打我。我看见了。别理他们，我们走。
广场方向，有照相机的闪光闪过。接着，跑来几个大学生，还没跑到散兵警戒线，就被冲过来的士兵打倒了，至少有两个照相机被当场砸碎。几个大学生被士兵扭着胳膊架走。其中一个学生，匆忙往你手里塞了一把东西——一张名片和一个红布条。名片上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后来丢失了。红布条，你至今留着。
跟丫的死磕！
15天前。你冲着那个越过全国人大的违反宪法的《戒严令》，来到北京，准备在这里抛洒你的一腔热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实让人以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进步，为了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早日到来，任何牺牲，都值。在当时，这是最后一批传统型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和最后选择。所以你来了，带着眼睛，手捧着心。
5月21日，初到北京，你在广场上游荡了一天。傍晚，在一个叫 “京前餐馆”的小店吃了第一顿饭。餐馆老板20多岁，一口京片子。他见你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记着笔记，便上前问，是记者吧？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动而不乱的北京，和令他敬佩万分的大学生。正是在他嘴里，你第一次听到北京“小偷罢工”的消息。
邻座五个大汉正在吃饭，老板说是“雷子”，却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接着，他拎出两瓶啤酒，要请客。见你谢绝，他说，请老师写几个字，写“北京市民死磕队”。说着拿出半截白床单铺开。不懂北京方言，不知道 “死磕”的意思，急得老板连比带划，才搞清楚，死磕，就是“拼了”。你想，“拼命队”，大概就是敢死队的意思吧。
没有毛笔，就手抓抹布蘸着墨写，一气呵成。未了，老板要加上一句：跟丫的死磕，写上去。“跟丫的”是什么意思，更难解释了。你想，管它呢，喝了人家的酒就得办事。再次手抓抹布，蘸墨，写了。半截床单变成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北京市民死磕队——跟丫的死磕！人民必胜！旗帜展开，包括那五个大汉，齐声叫好，小店里响起一片掌声。
后来，在广场上，在帐篷村，你多次见到这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旗帜”下面，是一辆免费送饭的平板车；“旗帜”旁边，是这位年青老板——当时叫个体户——的幸福的笑脸。
自此15天后，6月5日，你见到了另外一条白布标语。标语下面，是一位15岁的北京女孩的脑浆和鲜血，血泊中泡着一只白色女鞋。离地1.5米的墙上和报亭，密集分布着38个弹孔，背对着复外大街。人们说，当兵的追进胡同，从里面往外面打，女孩躲在报亭后面的死角里，被削去半个脑袋。这是一条居民小巷的巷口，复外大街22#楼西侧，巷口悬挂的白布横幅写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挣脱了樊笼的国家暴力的利爪，给古城北京抓出来的伤痕之一。这个案例表明,在崇尚暴力的铁血政策下，人民处于弱势。
坚守，还是撤离？
像一缕游魂，你在黑暗的广场上飘来荡去，哪里有枪声去哪里，可是子弹抛弃了你。丧钟没有为你而鸣。
躺在广场地砖上面，你摆出一个“大”字，双目紧闭，休息。广场北面传来骚动和响声，站立了五天的民主女神轰然倒地，预示着,一个结束正在开始。
那天黄昏的晚霞特别壮观，你满心感激着这最后一天的美丽，于是给广播站送去纸条，要求播放《让世界充满爱》。不久，广播里传出寻找歌曲磁带的呼声。你想象，歌声响起的时候血肉横飞的场景，以及，嬉皮士给警察的枪口上插满鲜花的那种美丽。歌声终于没有在这个注定进入历史的广场之夜响起，此刻，只好躺在这里，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唱：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
“明天”到来的方式很奇特：熄灯。
凌晨四时，在再次广播了《紧急通告》后，广场上的灯光全部熄灭。恐惧随着黑暗降临。纪念碑东侧，有人点燃了垃圾。像战士牺牲前，总要先砸烂武器，有人把收集起来的棍棍棒棒扔进火堆，烧了。围坐着3000~4000名大学生的纪念碑底座上静得可怕，大家在等，等那最后时刻的来临。《国际歌》声响起，“这是最后的斗争．．．．．”
大会堂前，聚光灯开亮，照着门前的步兵方阵。方阵闪开之处，一只小分队，弓着腰，端着枪，直插纪念碑而来。瞬间，散兵线包围了纪念碑。有人喊话：市民都出去，离开这里！枪声同时响起。士兵们开始动手，把不象学生的人从队伍里拉出来，推出去。不一会，就有人拎着衣领，把你推到了包围圈外面。被拉出来的市民并不走开，他们站在包围圈外面，声声高喊：学生无罪！学生无罪！
有人对着纪念碑碑体射击，打得火星直迸。很快，大喇叭被打哑了。然而坐在底座台阶上的大学生们，一阵骚动之后，仍然坐着，沉默不语。你佩服这些孩子们，他们已经战胜了恐惧。这时有人茌纪念碑上喊话，建议以喊声大小来表决，决定留守，还是撤离。
其实这类的广场表决，早在“戒严”第一天就预演过了。5月22日， “广场将遭到空降袭击”的传言不胫而走，动摇着大学生们坚守广场的决心。这时，绝食团广播站在广播里举行了公开辩论。正在“坚守派”和“撤离派”难分胜负之际，广场西南角悄悄出现了一支队伍，打着横幅，挽起袖子，在深夜的寒风中默默地站立。人们走近一看，好家伙，全是新闻媒体的国家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掌声响起！大学生们热泪飞迸！北京市民组成的摩托队，插着旗，编着队，绕场巡行，给大学生壮胆打气。那时起你开始相信，中国的光明未来，要靠知识分子。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感天动地，就是不能感动政府。当时，你的母校华西医大，老师们上街游行，举着的标语是：“课，我们可以补！”在你的右派父亲工作的四川大学，老师们更直接喊出：“我们就是一小撮！”应该相信,无论将来社会怎样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民族挻直的脊梁，是可以信赖的社会良知。
你没料到的是，知识分子也可以被集体收买并集体作弊，成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人和高度组织的极少数人，欺负没有组织的多数人的帮凶和工具。短短十多年，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摆脱了千年传统，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型：从此没有善恶是非对错，只有贫富强弱输赢，以发财致富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为终极价值。首先坏起来,才能富起来,不能富起来,也要坏起来。这是悲？还是喜？你认为，知识分子如果放弃理想和价值的坚守，无异于犯罪。广场的坚守意义，就在于精神的守持。这一代大学生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坚守，守住的不是广场，而是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当今发展中的中国,最为欠缺的东西。
没有敌人和仇恨
大学生“留下”坚守的选择刺激了“清场”的士兵，黑暗中，他们开始对纪念碑体密集的点射，来增加压力。你仿佛看见，纪念碑浮雕上的五·四青年，正圆睁着困惑的双眼。因此你穿过散兵警戒线，又一次回到了纪念碑——要死，要和大家一起死。
记得13岁时，文革变成了武斗，你躲在家里看书。《巴黎公社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法国大革命》、《世界通史》，在世界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完成了你的启蒙教育。那时，中国整个是革命大熔炉，50多年的党文化熔化了个人，铸成了集体——镰刀与斧头，或者剑与犁，不是齿轮，也是螺丝钉——总之都是铁做的。那时不少人羡慕“老一辈革命家”赶上了好时光， “给我们创造了幸福生活”，却夺走了我们牺牲的机会。因此，文革中的红卫兵，赶着趟的争相赴死视死如归。当时，个人的最高价值，只是奉献生命，而不是丰满美丽人生。
选择重新回到包围圈里，主动去承担危险，说不上有什么英勇，但很有意义。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都毫不犹豫地跳进大火，净化了自己的灵魂，把自己还原为人。6月2日，当广场的坚守已十分困难，而当局的镇压意图已十分明显的时候，专门从美国赶回来的文学博士刘晓波，与侯德建，周舵、高忻发起了新一轮的绝食抗议。“广场四君子”的《绝食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起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八九年那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急公好义，具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而且思想深刻，目光远大，完全能够担当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使命。事实上，任何史家都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六·四运动，以石头翻身引起的雪崩效应，关闭了冷战之门，开启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它的历史意义，并不逊于那倒塌的柏林墙。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人民可以选择政府，而政府不能选择人民。就法律的意义而言，主权在民，人民拥有政府，拥有国家；而不是政府拥有国家，拥有人民。因此，人民可以做不被禁止的事，而政府不能做不被授权的事。这是“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常识。“共和”的意义就在于，人民应该选择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接受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情绪化的威权政府，它象一个封建家长，信心不足而威严有余。因而它常常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推给人民，推给人民中间永远消灭不完的“一小撮”。因此，1989年，仅凭着那几双干枯的手，就又一次关闭了中国人民通向未来的幸福之门。这是1949年甚至是1919年以来，最大的历史悲剧。
射向纪念碑体的跳弹，不时制造着新的伤员。不一会，四个人抬着一个脖子上喷血的学生，从纪念碑顶层跑下来。出于医生的本能，你跑到前面开路，带着他们去博物馆急救站。到了那里，你傻眼了：长期停在那里的几辆救护车，不见了！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你们拼命呼喊着，寻找着。
那天晚上，广场上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前面的临时救护中心。一整夜，警铃声声，车轮滚滚，不停地转送着广场伤员和来自周边路口的伤员。而现在，它们竟然悄悄消失了。你向广场北面望去，没有看到救护车，却看到了坦克车和装甲车。在初现的天光辉映中，一字排开着大约四十辆装甲车，像一群蹲伏着的怪兽。
突然，怪兽们一声嘶吼，发动机喷吐的浓烟，顿时遮暗了初现鱼肚白的天空。
九个太阳
你紧盯着200米外的装甲车，下意识地数着，刚数到第28辆的时候，它们轰鸣着，隆隆向前开进了。这时你想到了帐篷村，和熟睡的孩子们。
广场熄灯前，你又一次走进帐篷村。因为你知道，外地高校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坐在纪念碑底座上，而是呆在帐篷里休息。狭窄的过道里，你听到从帐篷里传来的鼾声，还有轻轻的谈话声。你来到一所天津高校的帐篷前，听到传来交谈声：你什么时候回去？天亮就走。回家吗？回学校。
几天前，这个帐篷里传出来的是早期的摇滚乐声。当时六个大学生拍打着脸盆、背包，唱着《九个太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尾声：哦……哦，九个太阳！哦……哦，九个太阳！八十年代，祖国开始青春，美丽动人。你依窗望着这些年青人，想到了不祥的结局，不由热泪盈眶。
现在你没有眼泪。十个小时你没有流过一滴泪水。你只是纳闷。
你没有看到有谁在检查帐篷。当你还在想“帐篷里还没有人”的时候，装甲车已经到了面前，并且快速越过你，推进到纪念碑正面的旗杆前面，随着加大马力的轰鸣声，把碗口粗的铁旗杆推到了。中间几辆车，把帐篷顶起来，蒙在头上前进。这时纪念碑上，还有超过2000名大学生，周围，还有不少学生和市民并没离去。而你，站在广场东路，博物馆前面，眼见装甲车队越过你，一直前进。车队开过，车队后面的帐篷村，矮了一半。此时纪念碑上，再次响起密集的枪声。
现在想来，争论这个细节已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杀没杀人，而不是杀多少人、怎样杀人和在哪里杀人。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杀人，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更加重要的，是杀人过程中双方乃至多方应检讨的过失和责任，包括良心和道义的责任。没有这种检讨，所有牺牲的人——包括大学生、士兵和市民，永远不会闭上眼睛。
杀死李鹏！
有秩序的广场撤离开始了。说有秩序，是在坦克的大炮直指鼻子，重兵重重围困，东南角留下唯一通道的情况下，你唯一的生路，是走人。所以最后一刻，的确和平，有序。
士兵们采取了紧逼战术。大学生退出一层，士兵们占领一层，不多时，纪念碑上已全是士兵。为了搞清状况，你甚至爬上了一辆装甲车，看到大学生撤退的头队，已到了前门大街，扫尾的刚出了包围圈。人数估计有1000多人。时间是6月4日凌晨，五时十分。
你跳下装甲车，去追队伍。早起的市民向广场拥来，他们表情沉重，却鼓着掌，夹道欢送——不，是悲送你们。你追上队伍问，后面还有人吗？有同学答，还有人在纪念碑上，他们坚决不走！这时，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女生冲出队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两三个女生去拉她，她却抱住道旁的小树，死不起身！两个男生又过来劝，也拉不起来。几个人蹲在地上，地上一片哭声！
这时你听见了你喊的却不属于你的嘶吼声：杀死李鹏！杀死李鹏！杀死李鹏！大学生们跟着，喊了三声。队伍继续向前门行进。
这时你相信，此刻如果有个代表李鹏的东西站在面前，无论它是一个士兵还是一辆坦克，你都会毫不犹豫地撕碎它。如果手里出现机关枪，你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此刻，你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向精神暴徒的转变，再跨半步，你就是街头暴徒，就是暴政制造出来的暴民了。当然，这个结果只能证明：你输了，手握权柄和武器的人，赢了。
多年后你想，其实这场“动乱”正如那个人所言，是早晚要来的。这是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大循环，近一百年来的社会大变革，以及四十年来国家发展史的必然的历史节点，是实现宪政与民主，实现中国改写历史的社会进步，以及参与世界历史前进的上升阶梯。李鹏和赵紫阳，包括邓小平和胡耀邦至多是其中的一些诱因而已。可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国家发展大机遇，被一心为私的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八十年代的艰难改革，却被自私的人们所扑灭，并把这个难题，推给了下一代人。近百年来，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战争”，真正重要的推手，是人民选择制度和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没有得到体现，更没有得到保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没有切切实实的还权于民，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大学生乃至各族人民，将会成为牺牲。
有一天，我也要拿起枪！
前门大街，一支部队正在向东奔跑，这是去“堵口子”的队伍，填补学生们退出后的广场东路。而市民们追打着他们，扔着砖头瓦块，他们毫不理会，只顾跑。一些士兵身上，血迹斑斑。还有两个掉队的士兵，抬着箱子，喘着粗气，一瘸一拐地，被人围打，逼上了街沿，躲进了居民院（这支部队，快到前门才发子弹，天亮才到达）。
回望广场，火光熊熊，浓烟滚滚。你担心着纪念碑北面，那留下来的同学们的命运，却又无力帮助他们。一种失落感痛彻心肺！
天色已经大亮，大学生的队伍正在远去。你落在后面，慢慢走着，脚步沉重，心中茫然，万念俱灰。
在石碑胡同南口，一群人截住了你。早起的市民围住你，询问浴血的广场之夜——你双手血污，满身血迹，似乎成了血战的证明。在你平静地讲述中，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不停地抹着眼泪，然后突然说：请相信，有一天我也会拿起枪的。他掏出了自己的证件：某某某，武警中校。你哭了。十个小时以来，你第一次哭出声来。你蹲在地上，哭。一位女大学生揉捏着你的肩膀，劝你。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住在附近，半夜里才被家里人从广场上强拉回去。劝不住你，大学生也哭起来。一个警官，一个大学生，还有你——已在华西医科大学工作十年的临床医生，各自捏着自己的证件，抱拥着哭成一团！
其实你哭，不是悲痛，是感动，是人性臻于善境的满心感激。
前门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有人扶着一位头上流血的蓝衫老太太奔过来。武警中校和女大学生招呼住一辆环卫工的平板三轮，帮助你把老太太扶了上去。
坐着平板车，扶着老太太，你来到不远处的红十字医院。医院里遍地是人，诊断室、门厅里、过道上、天井里，躺满了受伤的人。当你把伤员交给大学生志愿者，离开医院时，又有几拨伤员送来。前门方向，枪声不断。你明白了：暴力，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在开始。
北大的精神气质
按照事前约定，打散以后，到北大某楼某室会合。你拖着双腿，向北大方向走去。手里高举着，你在急救中心门厅里匆匆写就的标语：今晨7点，军队还在前门屠杀市民！！！严惩杀人凶手李鹏！讨还血债！一些路人，讶异地看着，有人在拍摄你。
此刻的你，早已没有了思想。在精神上，你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暴民。你心里反复叨念着，是金斯堡的名句：我披头红发升起，我吃人如呼吸空气。双手举着牌，一路来到宣武门。几个上班的工人拦下你，问清去哪里后，争着用自行车驮你，把你送到了学院路。北钢学院，哀乐声声，门前摆着花圈和罹难学生的照片。走不多远，一位大学生过来问：广场下来的吧，先去休息休息。一路把你领到了林业大学。宿舍里，同学们拿来了牛奶和面包，可你喉咙冒火，难以下咽。你再次讲述起 “清场”经过，十多位同学和老师陪着你，抹着泪。
后来，北京林业大学这位赵同学借来自行车，把你驮到北大某楼某室，找到了全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同志。用了一个多小时，你向他（她）们完整叙述了广场的一夜，并且说出了你的初步估计：这一夜双方的死伤，至少1000人。素不相识的北大同学，外地同学，还有一位女老师，端来开水拿来饭菜，招待你并为你放哨，让你休息。
终于，你来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北大三角地。你感到欣慰的是，三角地对暴行作出的反应，一夜之间，这里贴满了公开声明：退党，退团，女的剃光头，男的留胡须……虽然第一次见面，虽然第一次来这里，你却感到，北京大学，象家一样，亲切、熟悉。也许，你们有着同一样的爱；也许，你们追求的，是同一样精神气质？
风声越来越紧。有人说，军队要来清校，所以不准收留外地人。深夜，你被转移到北大招待所，那里是外地同学的大本营，因为害怕被抓而来不及说出真相，所以你当着一大群人，对着两个录音机，又一次陈述了你所看见的事实，并坦言，对这一切言论，承担责任。来京半月余，你以真姓名真证件真面孔，真实的想法和目的，真实地生活在这座城市，感受着这座城市。你的手，没有沾血，也不是黑的，一直都不是。
那一夜，老天爷忍了很久，压着呜咽，然后淅淅沥沥，开始小声哭泣。雨水，悄悄冲洗着街头的血迹和城市的伤痕。远处传来阵阵枪声。
走，咱们别理他们！
6月5日，雨过天晴。一觉醒来，人们的惊慌还没有消退。传闻，北大今天要军管。你不愿束手就擒，所以一大早就匆匆离开了。
一夜休整之后，体力基本恢复，沿着海淀路向北而行，不知不觉已到甘家口。日上三竿，又饿又渴，买了几只蕃茄，坐在路边，吃。四个人围住了你，干嘛呢？吃饭。哪儿来的。成都。干嘛来了。旅游。“站起来！”一声大喝！你慢慢站起来，干嘛？问你呢？说着就动上了手，要搜身。你拼命抗拒，双手已被扭到背后。干嘛干嘛！跑过来几个行人，和这几个人推搡起来。一个国字脸的大汉围护着你突出重围。走，咱们别理他们。“咱们”拉着你快步离开“他们”，其它行人奋力拦住了那几个便衣。
你得把衣服换了，他说。低头一看，可不，满身血迹，凶手似的，走不多远就会被抓。这位工人大哥把你带到甘家口百货商店，给你买了一件肉色的衬衣，16元。正掏钱，被你止住了。我还没谢你呢，咋能让你买。你说。后来的经历，证明这位工人大哥至少救了你两次命。上午在甘家口，把你从便衣手里救出来。下午在西单路口，如果你穿着那身血衣，定会被当场打死。
可惜，你没有记下这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但你知道，北京工人和北京市民，是世界最好的人。89年的北京，透着圣洁，闪着人性的光辉和美丽。谢谢北京！
后来的一整天里，你巡视着曾经的战场，用目光抚摸着北京的伤痕，直到你被打负伤，送进医院为止。
在军博，你跳上6月4日下午毁损的装甲车队，焚烧的浓烟还没散去，而70余辆装甲车突然被毁损的原因，至今未明。
在木樨地，一个小小的地铁窗，密布着二十多处弹孔，靠在旁边的一辆自行车的钢管上，洞穿两处。在燕京饭店，五楼至六楼之间的墙上，六十多处弹孔历历在目。看来，以地下到天上，无处不遭射击。复外大街一路走来，所有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车都弹痕累累，且遭焚毁。正面受到攻击可以理解，然而街道两侧建筑物，都遭受过弹雨的洗礼，子弹飞进居民家里，令人费解。
“人民军队人民喂，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叫它它不应，党叫咬谁就咬谁。”当时的广场民谣，真切地反映了没有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的职能，己经被严重扭曲。军队，成了少数人的工具和武器。
这是一座受到了侵犯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忠诚儿女们，奋起反抗了侵犯，拒绝了屈辱，保卫了一座城市的尊严，但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因为抗暴，因为保卫被侵犯的城市和受到威胁的大学生而选择了牺牲，却顶着“暴徒”的恶名。这座城市，不应该忘记他们。
“战况”的惨烈在复兴医院得到了你亲眼的证实。这是距木樨地最近的一家街道小医院，没有胸科和脑科，只有普通外科。一位护士说，当晚，至少有一百多个颅脑外伤和胸腹贯通伤伤员。在此作了简单的包扎或止血处理后，被立即转送出去。即使这样，这里当晚就停放了四十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送来时，已经断气。有些家属害怕受到清查，连夜就把尸体领走了。现在临时改作太平间的大教室里，并排躺着的尸体，是三十八具。这仅仅是在一个路口一夜之间发生的情况。北京，究竟有多少个这样的路口呢？
人啊“人”
从军博到木樨地，绕过复兴桥，沿着复外、复内大街。你踏着遍地瓦砾，向广场接近。这是3日夜间那支部队的进军路线。你步行，在空无一人的死寂的大街上，像穿过大战之后的废墟。
西长安街像战场，每一个路口，都堆积着焚毁的车辆。地上砖头瓦块铺了密密的一层。这时你才明白，真正的“战场”，不在广场，而是在整个北京。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市民还是士兵，都在街头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下午5点，在六部口，首都电影院前面，你见到一辆烧毁的大轿车横在路上，还冒着烟。你转到轿车的东面，看到了一个悲惨万分的场景：一具焦碳似的尸体，伸开两腿坐在地上，靠着轿车的车轮，远看，像一个人在休息。然而，这个曾经的人，昨天的士兵，已经难以辨认。“他”的皮肤像大火烧过的树皮，低垂的光头上盖着军帽，胸前堆着，自己体内流出来的肠子……，你受到震憾，立在那里，足足站了十多分钟。这个造型如此熟悉，使你想到了成都画家苟乐嘉的一幅名画《人》。
《人》的创作年代是文革后期，反映的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宋立本被对立派的中学女红卫兵抓住后，练刺刀，挖膝盖，点天灯的惨景。被虐尸后的“宋立本”，靠坐在那里，尸体摆成一个“人”字型，无声地控诉着另一种“人”。
眼前这位士兵——后来知道是“共和国十烈士”之一的刘国庚，在文革整整20年后，坐在西长安街上，用自己凝固的躯体，又一次发出了声音：为什么啊，人？
为什么，人们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仇恨，对立？为什么一夜之间，军队和市民，学生与士兵突然成了死敌？为什么，善良的人们都成了暴徒，而把人变成暴徒的那些人，却从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啊？！
强者的残暴只能换来残暴，而弱者的残暴，往往触目惊心。
强烈的阳光下，长安街上空无一人，你和他在对视，倾听。你噙着眼泪，向“人”鞠了一躬，心里百感交集！
两天前，就在这里，在六部口，你和大学生们站在一起抗击着暴力。6月3日凌晨，一辆载着武器的大轿车在六部口被截停。为了防止武器丢失，大学生们上了车，坚守了二十多个小时，直到一车军火被安全转移。面对汹涌而至的人浪，大学生们手挽手围在大轿车前，你也挽起了大学生的胳膊，守护着大轿车，守护着八九民运的底线：非暴力。事后查明，大轿车上，装载着机枪×挺，手枪××支，冲锋枪×××支，子弹×万发，电台×部……这些军火如果流入市民手中，不可能帮他们 “打赢战争”，却很可能造成市民和士兵的更大牺牲。
暴力的逻辑是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当有人为了私利而轻率地释放着国家暴力，又怎能指望，它会与被激发起来的社会暴力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勿庸讳言，社会暴力是一种无序的社会破坏力，是有序的国家暴力压制的对象和存在的依据。然而，当国家暴力脱离了正义的目的，背离了国家利益，抛弃了法治的轨道，而沦为少数人的政治工具，它就成了比社会暴力更加可怕，更加危险万分的破坏机器——因为国家暴力破坏的，往往是国家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
曾经，鲁迅先生不愿意忘却的纪念，是段麒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在那47名殉难者当中，有先生敬重的青年学生。据说，当时并不在北京的段麒瑞知道自己的手下开枪打杀了大学生和市民，竟在地上长跪不起，磕头谢罪。段后来很快退出政坛，在天津当了寓公，并从此终生吃素，不沾晕腥。
知道羞耻，知道忏悔，段麒瑞在怜悯别人的同时，救赎着自已。
感谢北京
枪声再次响起。从复兴门换防回来的装甲车队，远远地已经发现了你。你缓步跨过大街，在西单路口一棵大树前面坐下，等它。当兵的没有放过你。五、六个士兵围上来，刚问两句，就枪托横劈，把你打倒在地。捣蒜式的打击落在背上，开始并不感到疼痛，甚至还有些舒服，不多久，你就喘不上气，意识也有些迷糊了。迷糊中一闪念，幸亏，换下了那件血衣……
后来在北医大人民医院，处方笺上写的是：肩、背，右下8、9肋软组织挫伤。脾破裂？气胸？处方是留观一夜，红药一瓶。医生好心劝你，能走尽量走，因为，部队每天来医院，抓走伤员，提走病历。搞过十年外科临床，你清楚外伤和内伤的关系，不想冒失，所以仍在医院躺了一夜，第二天才悄悄离去。
难忘的是，当你倒在地上，承受连续不断的打击之时，西单路口探出几颗头来，对着士兵的枪口，向你招手，要你爬过去。这时你开始感到剧痛传来，已经动不了了。士兵们刚一转身，两位市民就沿着墙根爬过来，从地上架起你一路飞跑，一辆板车早等在那里，他们七手八脚把你甩上去，大喊着“闪开，闪开”，把你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
你没有来得及道谢，甚至，连救你的人们的长相，也没有看清。
这就是89年的北京，人类的丑恶和人性的美丽交织在一起，都充分表现出来，释放到了极致。15天来，你看到了太多的混乱场面，而永远感动你的，是街头救助。那奔跑着，挽扶着，呼喊着，围护着的救死扶伤的场面，成为北京街头最为壮丽的人性景观，长留在每一个目击者的心里。那些日子里，你救人，人救你，人们互助互救，活得真实，一种崇高净化着人，提升着人，使人们在街头成为兄弟。
十八年来，你无数次冲动着写作的念头，无数次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字。因为长期以来，你只是一个用脚来写作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写作者和讲述者。你对写作，没有自信。
但是这次，你要写要说了。这要感谢一位叫马力的香港先生，因为2007年5月15日，他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侮辱了你的智力，践踏了你的记忆。他让你想到了恶，而不是美。你要告诉他，你想记住的，只是美。1989年，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美丽，谱写了中国当代史的华美章节。它留给世界的，是大爱的人性光辉和大美的真理价值。
因此你说了。你说了，不为拯救灵魂，只为感谢北京！
6月10日，在回家的列车上，你拿出了笔记本。上面记着，5月21日，来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在纪念碑上抄下的一首小诗《对话》。八九民运，从对话的初衷走向对抗的结局，固然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可以反思。然而《对话》的精神，却永远是那么美丽！
所以在西去的列车上，你给大家读了这首小诗，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最后美丽的深深感激。
对 话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2007年5月22日 成都
谭作人
伴随着一滴眼泪，一支歌曲。
泰戈尔《园丁集》
坦克进场的时候，大学生们正围坐在广场中央——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已经开始。
十一时许，首都的夜空依然明亮，远处不时响起枪声。人们席地而坐，平静，安静。广场民主大学首任校长严家其先生在演讲，民主的历史，民主的现状，民主与法制，民主在中国……晚风吹送，严先生娓娓而谈。民主就是多数原则，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民主是人民制约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宰人民。民主要依靠法治，反对人治。民主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了整整70年，不懈追求的好东西。
嗡嗡之声突然降临，像来自天际，有人站起来，抬头张望。你坐着，感到大地开始颤栗，紧接着，听到了你永远忘不了的声音，那是坦克的轰鸣声和高速奔驰的履带轧轧声。
“路障！”有人大喊一声。路障路障路障！人们一跃而起，一声声地呼喊着，向广场西侧那辆急驰的坦克车冲过去，仿佛路障，就是自己。
这是1989年6月3日，十一时十分，在人民的大会堂面前。
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民主与坦克不期而遇，超出了许多人的期许。大学生们都熟悉广场的历史，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广场就是公众意见的表达场地。 70 年来，人们追寻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号于此。他们见过棍棒刀枪高压水龙，也见过致命武器，偏偏没有起码的军事常识：坦克可以对付人群，也可以开到你家里。也许正是这不够充足的精神准备，激发了恐惧和激烈的反应。
路障！路障！路障！大学生们喊着冲到广场西路和长安街上，追着那辆坦克——其实是辆轻型装甲运兵车，扔出了手里的汽水瓶、砖头瓦块，甚至，钢笔和书本。装甲车楞了片刻，突然掉头，沿着来路，向前门西大街方向，夺路而去。
不用动员，没人指挥，一直没有设防的广场在恐惧之中做出了本能反应。隔离墩、铁栏杆、垃圾桶、乃至各种垃圾杂物，全被搬到路上，做成障碍物的样子。你和大家一起搬运着隔离墩，心里想，七点钟，广场宣誓的时候，你能想到的结局是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和秦城监狱。你愿意。坚守广场15天，愿意等待这个结局，这是因为，三十多年的革命教育刻划了你，侵蚀了你，使你以为自己是牛虻、罗亭、格瓦拉、阿莱科斯，或是保尔·柯察金，是一块注定要毁坏、中断并且奉献到祭坛上去的肉体。也许那时，你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并不等于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国家和民族。四十年前，有人在这里大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哪里，却知道“站“起来后，人更矮了。1989年，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空前规模地聚集起来，终于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和意志，令世界大吃一惊！
4月15日以来，超过3000名大学生，为了自己的同胞和祖国真正站起来，为了反腐败，争民主，坚持了7天7夜的绝食斗争。他们的壮举感动了全世界，却感动不了，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一些人越过全国人大，宣布戒严北京，用军队来对付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可敬的首都人民，选择了见义勇为。他们自发地走上街头路口，劝说并拦截着不明真相的军队，他们多次以百万人的大游行表达着民意民心：政府有错，学生无罪！令人失望的是，具有“饲养员思维传统”的政府官员从不认错，从不“罪己”。有时,他们更像一个聋哑人，不说也不听，只会挥舞着武器，蛮干,横行，以严厉的打击来对付善意的批评。这一次，极少数人滥用国家暴力，并激发了社会暴力，致使大学生们倡导的非暴作力的和平改革遭到破坏，难以控制，对话不成，对抗不断升级，大学生和士兵们的年轻生命，正在成为政府错误的牺牲品。
坦克进场，预示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大学生们围坐在纪念碑上，静静等候，他们反对暴力，也随时准备牺牲。一个半小时前，绝食团广播站一个沉静柔美的声音，已经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意志。同学们，同学们，我们和平请愿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冷静，维护和平请愿的初衷，不要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二个月来，我们坚持的是非暴力的和平斗争，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广场上的人熟悉这个声音，是柴玲——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广场上另一个民主女神。
再见了，同志们！
广场重新平静下来的时候，周围的枪声再次响起。先是远处，象除夕夜的爆竹声，一阵紧似一阵。接着，博物馆，大会堂，曳光弹平射而来，点射夹着连发，烟花似地划空而过。
你在广场西北角，工自联广播车前面，数着从博物馆和大会堂黝黑的窗口里发出来的枪声——闪光过后，枪声必至。脑海中闪着观察火力点的念头，似乎你就是黄继光董存瑞随时准备去消灭火力点。不多时，就数不胜数——枪声太密，“火力点”太多了。
广播车放送着“民兵训练课本”，教导人们怎么打坦克：蒙眼，掏耳，剖腹，砍腿……来得还真够快的。正想着，坦克就来了。
十二时三十分，金水桥东侧，传来坦克的轰鸣，一阵紧似一阵，广场上的人们向那里奔跑。与此同时，从惊慌奔跑的人群中，你听到坦克压死了女大学生的消息，有人说，是北师大的。
身旁的喇叭响起了刺耳的噪音，突然，“民兵训练课本”变成了高亢的《国际歌》声，紧接着，这辆由公共汽车临时改装的广播车，轰地一声发动了。看着这辆公交车转弯，掉头，拖着地上的高音喇叭，你明白了它的意思——拦截坦克，同归于尽！你追着它跑，终于抓住了车门，车门却轰然一声关闭，从驾驶室传来了诀别的喊声：“再见了，同志们！”
后来，你在电视画面中多次见到这辆公交车时，前面离它仅几十米的坦克不见了。而公交车，已不在长安街上，并被人改变了使命，成为攻击建筑物而不是拦截坦克的一个“罪证”。
奇怪吗？不奇怪。伟大与荒谬是亲戚。正如美丽，在另一些人眼里总是丑的。
选择留在广场上，等待最后的结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广场是大学生有组织的控制区，也是大学生集体意志的表达区。这个集体意志是坚持和平请愿。非暴力，不服从，不流血，不投降。你赞成这个理念，尽管你也知道在当时它“不合时宜”，但比起高对抗性同时具有高破坏性的街垒战来，这条失败之路可能通向另一种胜利，而不会导致从无序走向更加无序。
暴力，来自于恐惧；过度的暴力，来自于过度的恐惧。然而在当时，明白这点的人不多。即使明白也控制不了局面改变不了局势，因而无济于事。首先，当局用戒严来对付请愿，用军队来占领城市，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相当于把老虎丢进人群，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至少这一次，军队服从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政治，“枪”被“党”指挥着，甚至撇开党的总书记，执行着强行占领广场的死命令。这时候，政党、政府、国家、人民，都不见了，只有那几个人，在按照个人经验和权威作决定。在全社会的高度参与下，大学生早已控制不了北京街头，他们只能竭力维护广场斗争的纯粹和干净。街头政治，则是一个无组织或自组织的竞技场，各种动机，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各种机会，在混乱中交织，把天使变成魔鬼或把魔鬼变成天使。街头就是丛林，而丛林法则的唯一公理，是强者和王者的胜利。这唯一的强者，不是人，是人发明和使用的杀人武器。混乱的王者，是暴力-----是超越法定程序的国家暴力，而不是正义冲动或其它抗暴形式的社会暴力。
不许打人！
上帝要人疯狂，就叫他去革命。
十八年后，你终于明白：反抗暴政，不等于睚眦相报；公民有反抗暴政的自由，也有不服从的权力。而公民不服从，更重要的是守住你自己。而在当时，你并不真正懂得这些道理。中国盛产革命文化和党文化，多年来，无论电影、电视、戏剧、文艺，还是报纸、杂志、文学、书籍，无不承载着一个政党的宣传诉求，充斥着革命暴力和奴化教育。革命暴力，只能孕育暴政，以及反抗暴政的暴民。正所谓，仁政出仁民，出良民，出顺民；暴政下，只有刁民，暴民，还有大量的愚民。
当国家的发展被一个特权集团的需求所控制，当民族的文化被一个政党的宣传所置换，当社会的价值只剩下革命思想和暴力思维，当政党的舌头和牙齿代替了人民的喉咙和心声，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遭到少数人拼命的封杀抵制，你就成为，这种文化的一件作品。如果顺服并且接受这种安排，你要么怯弱，要么白痴。多年的革命教育，你只学会了模仿革命英雄的行为模式，没有学会别的。所以当时，你追着广播车跑，手拿一根三尺长的竹竿，要去跟坦克拼命，不怯弱，很白痴。
广播车冲到长安街上，距那辆装甲车几十米，停了。因为装甲车已经被堆积起来的垃圾桶阻停，徒然轰鸣着，然后熄火了。霎时，003号装甲车成为人们围攻和宣泄的一件物品。砖头瓦块，棍棍棒棒敲打着这个铁乌龟，点燃的衣物、棉被，马上堆满了“龟背”。人们愤怒着，兴奋着，拥挤着，像围着一只巨大的烤红薯，只等着分而食之。
提着竹竿，你摸到了铁乌龟发烫的后门，竹竿还没有敲下去，车门“嘭”地一声弹开，滚滚浓烟里冲出来二个当兵的。当兵的被车里的高温和浓烟薰得迷迷糊糊，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所以立刻被狂怒的人群打倒在地。人群里只听到夯土似的沉闷声音，没有求饶声和呼救声。
你拼命挤了进去，想打人，或许还想杀人。或者你什么都没想也用不着想，大家怎么做，跟着做就行。没有料到的是，你做了相反的事。十八年来，每每回想起那一刻，你都要犯迷惑，失去思维。后来你越来越相信，那一刻，出现了神迹，拯救了你。
你挤进装甲车左边的一个圈子，那当兵的伏在地上，已不动弹。有人在踢他的头，有人跳起来踩他的身，像演武打电影。他毫无反应。你听见自己在喊：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人不行了！接着你拉起他的左手，甩上肩，弓身发力背起了他，向救护站挪动。
殴打没有停止。有人开始打你，一个踉跄差点倒地。没等你跪下去，右边一双手伸过来扶住你，接着，那双手架起士兵的右臂，使你挺直了身躯。“不许打人”！有人在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人们开始喊起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整齐。在这有节奏并富有当时的广场特色的呼喊声中，在十多双手臂的围拥保护下，你们奔跑着，把士兵送到了几百米外的博物馆急救站。
后来听说，那天广场上没有死一个当兵的，包括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士兵，流了血，没有牺牲。这是大家的幸运。
他们都是孩子！
快到救护站了，有人把你换下来。坐在地上，喘气。手上粘粘的，一摸糟了，肩上胸前，满身血迹，头发也粘成了血饼子。这是那个大个子士兵留下的纪念品。以后的几天里，你穿着这件可能被控为“凶手”的血衣，在这座戒严的城市里漫游，有人问，你就得解释。
凌晨一时三十分，枪声密集响起，预示着有事发生。果然，广场西路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南退去，其间不断有人倒地。当时无法判定，这是中枪还是摔倒。你迎着溃散的人群向北走，直到看到西长安街，密密麻麻，都是军人的身影。这些黑影中，至少有五、六支枪口在吐火，射击。这是文革武斗以来，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人开枪，没有向着天空，而是向着大地和人群，打得广场地砖火星直迸。
多年来，你面对危险或是危机的处理经验，就是正视。缓慢地，镇定地，迎上去，看清楚，正视。无论小时候被群狗追逐，还是后来多次面临群殴场面，镇静，是你的唯一武器。所以你缓慢地，迎着正在喷吐的枪火，走上去。广场西路已空无一人，在西长安街火光的映照下，你看到了那个令你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个短发白衣的女人，一个人站在西长安街口的拐角处，前仰后合地比划着，你听她喊：“别开枪！别开枪！他们都是孩子！”
你迎着她走上前去，边走边想，开枪的，不也是孩子吗？
西长安街，全是军队组成的步兵方阵，望不到头，看不见尾。方阵上空响着口号，十分整齐。“动乱不平，决不收兵！”“如若阻拦，坚决还击！”“打倒动乱，严惩暴徒！”等等。突然一声哨音，部队就地坐下，现出一片整齐的钢管森林。这是建筑工地常用的2米钢管，现在靠在士兵的肩头上，伸向广场的夜空，展示着比步兵武器更直接的一种暴力。你想，国庆游行，如果把士兵手里的步枪，换成大刀长矛或者钢管铁棍，可能更威风，更有震摄力。暴力，来自原始；越直接越原始，越能摧毁文明。在这接近原始暴力的步兵方阵中，在钢管树阵之间，突然响起了“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一类的军营歌声。这是各个连队之间在拉歌，鼓舞士气，作战斗前的精神准备。
那个女人已经到了军队的散兵线前面，连比带划地诉说着。你情知不妙，趋身上前，还没走拢，就见她被几个士兵挥起枪托，打倒在地。你把她扶起来，才看清楚，这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胖胖的圆脸上满是血迹。他们打我。我看见了。别理他们，我们走。
广场方向，有照相机的闪光闪过。接着，跑来几个大学生，还没跑到散兵警戒线，就被冲过来的士兵打倒了，至少有两个照相机被当场砸碎。几个大学生被士兵扭着胳膊架走。其中一个学生，匆忙往你手里塞了一把东西——一张名片和一个红布条。名片上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后来丢失了。红布条，你至今留着。
跟丫的死磕！
15天前。你冲着那个越过全国人大的违反宪法的《戒严令》，来到北京，准备在这里抛洒你的一腔热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实让人以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进步，为了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早日到来，任何牺牲，都值。在当时，这是最后一批传统型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和最后选择。所以你来了，带着眼睛，手捧着心。
5月21日，初到北京，你在广场上游荡了一天。傍晚，在一个叫 “京前餐馆”的小店吃了第一顿饭。餐馆老板20多岁，一口京片子。他见你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记着笔记，便上前问，是记者吧？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动而不乱的北京，和令他敬佩万分的大学生。正是在他嘴里，你第一次听到北京“小偷罢工”的消息。
邻座五个大汉正在吃饭，老板说是“雷子”，却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接着，他拎出两瓶啤酒，要请客。见你谢绝，他说，请老师写几个字，写“北京市民死磕队”。说着拿出半截白床单铺开。不懂北京方言，不知道 “死磕”的意思，急得老板连比带划，才搞清楚，死磕，就是“拼了”。你想，“拼命队”，大概就是敢死队的意思吧。
没有毛笔，就手抓抹布蘸着墨写，一气呵成。未了，老板要加上一句：跟丫的死磕，写上去。“跟丫的”是什么意思，更难解释了。你想，管它呢，喝了人家的酒就得办事。再次手抓抹布，蘸墨，写了。半截床单变成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北京市民死磕队——跟丫的死磕！人民必胜！旗帜展开，包括那五个大汉，齐声叫好，小店里响起一片掌声。
后来，在广场上，在帐篷村，你多次见到这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旗帜”下面，是一辆免费送饭的平板车；“旗帜”旁边，是这位年青老板——当时叫个体户——的幸福的笑脸。
自此15天后，6月5日，你见到了另外一条白布标语。标语下面，是一位15岁的北京女孩的脑浆和鲜血，血泊中泡着一只白色女鞋。离地1.5米的墙上和报亭，密集分布着38个弹孔，背对着复外大街。人们说，当兵的追进胡同，从里面往外面打，女孩躲在报亭后面的死角里，被削去半个脑袋。这是一条居民小巷的巷口，复外大街22#楼西侧，巷口悬挂的白布横幅写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挣脱了樊笼的国家暴力的利爪，给古城北京抓出来的伤痕之一。这个案例表明,在崇尚暴力的铁血政策下，人民处于弱势。
坚守，还是撤离？
像一缕游魂，你在黑暗的广场上飘来荡去，哪里有枪声去哪里，可是子弹抛弃了你。丧钟没有为你而鸣。
躺在广场地砖上面，你摆出一个“大”字，双目紧闭，休息。广场北面传来骚动和响声，站立了五天的民主女神轰然倒地，预示着,一个结束正在开始。
那天黄昏的晚霞特别壮观，你满心感激着这最后一天的美丽，于是给广播站送去纸条，要求播放《让世界充满爱》。不久，广播里传出寻找歌曲磁带的呼声。你想象，歌声响起的时候血肉横飞的场景，以及，嬉皮士给警察的枪口上插满鲜花的那种美丽。歌声终于没有在这个注定进入历史的广场之夜响起，此刻，只好躺在这里，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唱：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
“明天”到来的方式很奇特：熄灯。
凌晨四时，在再次广播了《紧急通告》后，广场上的灯光全部熄灭。恐惧随着黑暗降临。纪念碑东侧，有人点燃了垃圾。像战士牺牲前，总要先砸烂武器，有人把收集起来的棍棍棒棒扔进火堆，烧了。围坐着3000~4000名大学生的纪念碑底座上静得可怕，大家在等，等那最后时刻的来临。《国际歌》声响起，“这是最后的斗争．．．．．”
大会堂前，聚光灯开亮，照着门前的步兵方阵。方阵闪开之处，一只小分队，弓着腰，端着枪，直插纪念碑而来。瞬间，散兵线包围了纪念碑。有人喊话：市民都出去，离开这里！枪声同时响起。士兵们开始动手，把不象学生的人从队伍里拉出来，推出去。不一会，就有人拎着衣领，把你推到了包围圈外面。被拉出来的市民并不走开，他们站在包围圈外面，声声高喊：学生无罪！学生无罪！
有人对着纪念碑碑体射击，打得火星直迸。很快，大喇叭被打哑了。然而坐在底座台阶上的大学生们，一阵骚动之后，仍然坐着，沉默不语。你佩服这些孩子们，他们已经战胜了恐惧。这时有人茌纪念碑上喊话，建议以喊声大小来表决，决定留守，还是撤离。
其实这类的广场表决，早在“戒严”第一天就预演过了。5月22日， “广场将遭到空降袭击”的传言不胫而走，动摇着大学生们坚守广场的决心。这时，绝食团广播站在广播里举行了公开辩论。正在“坚守派”和“撤离派”难分胜负之际，广场西南角悄悄出现了一支队伍，打着横幅，挽起袖子，在深夜的寒风中默默地站立。人们走近一看，好家伙，全是新闻媒体的国家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掌声响起！大学生们热泪飞迸！北京市民组成的摩托队，插着旗，编着队，绕场巡行，给大学生壮胆打气。那时起你开始相信，中国的光明未来，要靠知识分子。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感天动地，就是不能感动政府。当时，你的母校华西医大，老师们上街游行，举着的标语是：“课，我们可以补！”在你的右派父亲工作的四川大学，老师们更直接喊出：“我们就是一小撮！”应该相信,无论将来社会怎样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民族挻直的脊梁，是可以信赖的社会良知。
你没料到的是，知识分子也可以被集体收买并集体作弊，成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人和高度组织的极少数人，欺负没有组织的多数人的帮凶和工具。短短十多年，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摆脱了千年传统，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型：从此没有善恶是非对错，只有贫富强弱输赢，以发财致富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为终极价值。首先坏起来,才能富起来,不能富起来,也要坏起来。这是悲？还是喜？你认为，知识分子如果放弃理想和价值的坚守，无异于犯罪。广场的坚守意义，就在于精神的守持。这一代大学生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坚守，守住的不是广场，而是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当今发展中的中国,最为欠缺的东西。
没有敌人和仇恨
大学生“留下”坚守的选择刺激了“清场”的士兵，黑暗中，他们开始对纪念碑体密集的点射，来增加压力。你仿佛看见，纪念碑浮雕上的五·四青年，正圆睁着困惑的双眼。因此你穿过散兵警戒线，又一次回到了纪念碑——要死，要和大家一起死。
记得13岁时，文革变成了武斗，你躲在家里看书。《巴黎公社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法国大革命》、《世界通史》，在世界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完成了你的启蒙教育。那时，中国整个是革命大熔炉，50多年的党文化熔化了个人，铸成了集体——镰刀与斧头，或者剑与犁，不是齿轮，也是螺丝钉——总之都是铁做的。那时不少人羡慕“老一辈革命家”赶上了好时光， “给我们创造了幸福生活”，却夺走了我们牺牲的机会。因此，文革中的红卫兵，赶着趟的争相赴死视死如归。当时，个人的最高价值，只是奉献生命，而不是丰满美丽人生。
选择重新回到包围圈里，主动去承担危险，说不上有什么英勇，但很有意义。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都毫不犹豫地跳进大火，净化了自己的灵魂，把自己还原为人。6月2日，当广场的坚守已十分困难，而当局的镇压意图已十分明显的时候，专门从美国赶回来的文学博士刘晓波，与侯德建，周舵、高忻发起了新一轮的绝食抗议。“广场四君子”的《绝食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起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八九年那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急公好义，具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而且思想深刻，目光远大，完全能够担当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使命。事实上，任何史家都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六·四运动，以石头翻身引起的雪崩效应，关闭了冷战之门，开启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它的历史意义，并不逊于那倒塌的柏林墙。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人民可以选择政府，而政府不能选择人民。就法律的意义而言，主权在民，人民拥有政府，拥有国家；而不是政府拥有国家，拥有人民。因此，人民可以做不被禁止的事，而政府不能做不被授权的事。这是“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常识。“共和”的意义就在于，人民应该选择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接受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情绪化的威权政府，它象一个封建家长，信心不足而威严有余。因而它常常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推给人民，推给人民中间永远消灭不完的“一小撮”。因此，1989年，仅凭着那几双干枯的手，就又一次关闭了中国人民通向未来的幸福之门。这是1949年甚至是1919年以来，最大的历史悲剧。
射向纪念碑体的跳弹，不时制造着新的伤员。不一会，四个人抬着一个脖子上喷血的学生，从纪念碑顶层跑下来。出于医生的本能，你跑到前面开路，带着他们去博物馆急救站。到了那里，你傻眼了：长期停在那里的几辆救护车，不见了！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你们拼命呼喊着，寻找着。
那天晚上，广场上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前面的临时救护中心。一整夜，警铃声声，车轮滚滚，不停地转送着广场伤员和来自周边路口的伤员。而现在，它们竟然悄悄消失了。你向广场北面望去，没有看到救护车，却看到了坦克车和装甲车。在初现的天光辉映中，一字排开着大约四十辆装甲车，像一群蹲伏着的怪兽。
突然，怪兽们一声嘶吼，发动机喷吐的浓烟，顿时遮暗了初现鱼肚白的天空。
九个太阳
你紧盯着200米外的装甲车，下意识地数着，刚数到第28辆的时候，它们轰鸣着，隆隆向前开进了。这时你想到了帐篷村，和熟睡的孩子们。
广场熄灯前，你又一次走进帐篷村。因为你知道，外地高校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坐在纪念碑底座上，而是呆在帐篷里休息。狭窄的过道里，你听到从帐篷里传来的鼾声，还有轻轻的谈话声。你来到一所天津高校的帐篷前，听到传来交谈声：你什么时候回去？天亮就走。回家吗？回学校。
几天前，这个帐篷里传出来的是早期的摇滚乐声。当时六个大学生拍打着脸盆、背包，唱着《九个太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尾声：哦……哦，九个太阳！哦……哦，九个太阳！八十年代，祖国开始青春，美丽动人。你依窗望着这些年青人，想到了不祥的结局，不由热泪盈眶。
现在你没有眼泪。十个小时你没有流过一滴泪水。你只是纳闷。
你没有看到有谁在检查帐篷。当你还在想“帐篷里还没有人”的时候，装甲车已经到了面前，并且快速越过你，推进到纪念碑正面的旗杆前面，随着加大马力的轰鸣声，把碗口粗的铁旗杆推到了。中间几辆车，把帐篷顶起来，蒙在头上前进。这时纪念碑上，还有超过2000名大学生，周围，还有不少学生和市民并没离去。而你，站在广场东路，博物馆前面，眼见装甲车队越过你，一直前进。车队开过，车队后面的帐篷村，矮了一半。此时纪念碑上，再次响起密集的枪声。
现在想来，争论这个细节已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杀没杀人，而不是杀多少人、怎样杀人和在哪里杀人。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杀人，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更加重要的，是杀人过程中双方乃至多方应检讨的过失和责任，包括良心和道义的责任。没有这种检讨，所有牺牲的人——包括大学生、士兵和市民，永远不会闭上眼睛。
杀死李鹏！
有秩序的广场撤离开始了。说有秩序，是在坦克的大炮直指鼻子，重兵重重围困，东南角留下唯一通道的情况下，你唯一的生路，是走人。所以最后一刻，的确和平，有序。
士兵们采取了紧逼战术。大学生退出一层，士兵们占领一层，不多时，纪念碑上已全是士兵。为了搞清状况，你甚至爬上了一辆装甲车，看到大学生撤退的头队，已到了前门大街，扫尾的刚出了包围圈。人数估计有1000多人。时间是6月4日凌晨，五时十分。
你跳下装甲车，去追队伍。早起的市民向广场拥来，他们表情沉重，却鼓着掌，夹道欢送——不，是悲送你们。你追上队伍问，后面还有人吗？有同学答，还有人在纪念碑上，他们坚决不走！这时，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女生冲出队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两三个女生去拉她，她却抱住道旁的小树，死不起身！两个男生又过来劝，也拉不起来。几个人蹲在地上，地上一片哭声！
这时你听见了你喊的却不属于你的嘶吼声：杀死李鹏！杀死李鹏！杀死李鹏！大学生们跟着，喊了三声。队伍继续向前门行进。
这时你相信，此刻如果有个代表李鹏的东西站在面前，无论它是一个士兵还是一辆坦克，你都会毫不犹豫地撕碎它。如果手里出现机关枪，你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此刻，你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向精神暴徒的转变，再跨半步，你就是街头暴徒，就是暴政制造出来的暴民了。当然，这个结果只能证明：你输了，手握权柄和武器的人，赢了。
多年后你想，其实这场“动乱”正如那个人所言，是早晚要来的。这是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大循环，近一百年来的社会大变革，以及四十年来国家发展史的必然的历史节点，是实现宪政与民主，实现中国改写历史的社会进步，以及参与世界历史前进的上升阶梯。李鹏和赵紫阳，包括邓小平和胡耀邦至多是其中的一些诱因而已。可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国家发展大机遇，被一心为私的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八十年代的艰难改革，却被自私的人们所扑灭，并把这个难题，推给了下一代人。近百年来，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战争”，真正重要的推手，是人民选择制度和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没有得到体现，更没有得到保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没有切切实实的还权于民，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大学生乃至各族人民，将会成为牺牲。
有一天，我也要拿起枪！
前门大街，一支部队正在向东奔跑，这是去“堵口子”的队伍，填补学生们退出后的广场东路。而市民们追打着他们，扔着砖头瓦块，他们毫不理会，只顾跑。一些士兵身上，血迹斑斑。还有两个掉队的士兵，抬着箱子，喘着粗气，一瘸一拐地，被人围打，逼上了街沿，躲进了居民院（这支部队，快到前门才发子弹，天亮才到达）。
回望广场，火光熊熊，浓烟滚滚。你担心着纪念碑北面，那留下来的同学们的命运，却又无力帮助他们。一种失落感痛彻心肺！
天色已经大亮，大学生的队伍正在远去。你落在后面，慢慢走着，脚步沉重，心中茫然，万念俱灰。
在石碑胡同南口，一群人截住了你。早起的市民围住你，询问浴血的广场之夜——你双手血污，满身血迹，似乎成了血战的证明。在你平静地讲述中，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不停地抹着眼泪，然后突然说：请相信，有一天我也会拿起枪的。他掏出了自己的证件：某某某，武警中校。你哭了。十个小时以来，你第一次哭出声来。你蹲在地上，哭。一位女大学生揉捏着你的肩膀，劝你。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住在附近，半夜里才被家里人从广场上强拉回去。劝不住你，大学生也哭起来。一个警官，一个大学生，还有你——已在华西医科大学工作十年的临床医生，各自捏着自己的证件，抱拥着哭成一团！
其实你哭，不是悲痛，是感动，是人性臻于善境的满心感激。
前门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有人扶着一位头上流血的蓝衫老太太奔过来。武警中校和女大学生招呼住一辆环卫工的平板三轮，帮助你把老太太扶了上去。
坐着平板车，扶着老太太，你来到不远处的红十字医院。医院里遍地是人，诊断室、门厅里、过道上、天井里，躺满了受伤的人。当你把伤员交给大学生志愿者，离开医院时，又有几拨伤员送来。前门方向，枪声不断。你明白了：暴力，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在开始。
北大的精神气质
按照事前约定，打散以后，到北大某楼某室会合。你拖着双腿，向北大方向走去。手里高举着，你在急救中心门厅里匆匆写就的标语：今晨7点，军队还在前门屠杀市民！！！严惩杀人凶手李鹏！讨还血债！一些路人，讶异地看着，有人在拍摄你。
此刻的你，早已没有了思想。在精神上，你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暴民。你心里反复叨念着，是金斯堡的名句：我披头红发升起，我吃人如呼吸空气。双手举着牌，一路来到宣武门。几个上班的工人拦下你，问清去哪里后，争着用自行车驮你，把你送到了学院路。北钢学院，哀乐声声，门前摆着花圈和罹难学生的照片。走不多远，一位大学生过来问：广场下来的吧，先去休息休息。一路把你领到了林业大学。宿舍里，同学们拿来了牛奶和面包，可你喉咙冒火，难以下咽。你再次讲述起 “清场”经过，十多位同学和老师陪着你，抹着泪。
后来，北京林业大学这位赵同学借来自行车，把你驮到北大某楼某室，找到了全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同志。用了一个多小时，你向他（她）们完整叙述了广场的一夜，并且说出了你的初步估计：这一夜双方的死伤，至少1000人。素不相识的北大同学，外地同学，还有一位女老师，端来开水拿来饭菜，招待你并为你放哨，让你休息。
终于，你来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北大三角地。你感到欣慰的是，三角地对暴行作出的反应，一夜之间，这里贴满了公开声明：退党，退团，女的剃光头，男的留胡须……虽然第一次见面，虽然第一次来这里，你却感到，北京大学，象家一样，亲切、熟悉。也许，你们有着同一样的爱；也许，你们追求的，是同一样精神气质？
风声越来越紧。有人说，军队要来清校，所以不准收留外地人。深夜，你被转移到北大招待所，那里是外地同学的大本营，因为害怕被抓而来不及说出真相，所以你当着一大群人，对着两个录音机，又一次陈述了你所看见的事实，并坦言，对这一切言论，承担责任。来京半月余，你以真姓名真证件真面孔，真实的想法和目的，真实地生活在这座城市，感受着这座城市。你的手，没有沾血，也不是黑的，一直都不是。
那一夜，老天爷忍了很久，压着呜咽，然后淅淅沥沥，开始小声哭泣。雨水，悄悄冲洗着街头的血迹和城市的伤痕。远处传来阵阵枪声。
走，咱们别理他们！
6月5日，雨过天晴。一觉醒来，人们的惊慌还没有消退。传闻，北大今天要军管。你不愿束手就擒，所以一大早就匆匆离开了。
一夜休整之后，体力基本恢复，沿着海淀路向北而行，不知不觉已到甘家口。日上三竿，又饿又渴，买了几只蕃茄，坐在路边，吃。四个人围住了你，干嘛呢？吃饭。哪儿来的。成都。干嘛来了。旅游。“站起来！”一声大喝！你慢慢站起来，干嘛？问你呢？说着就动上了手，要搜身。你拼命抗拒，双手已被扭到背后。干嘛干嘛！跑过来几个行人，和这几个人推搡起来。一个国字脸的大汉围护着你突出重围。走，咱们别理他们。“咱们”拉着你快步离开“他们”，其它行人奋力拦住了那几个便衣。
你得把衣服换了，他说。低头一看，可不，满身血迹，凶手似的，走不多远就会被抓。这位工人大哥把你带到甘家口百货商店，给你买了一件肉色的衬衣，16元。正掏钱，被你止住了。我还没谢你呢，咋能让你买。你说。后来的经历，证明这位工人大哥至少救了你两次命。上午在甘家口，把你从便衣手里救出来。下午在西单路口，如果你穿着那身血衣，定会被当场打死。
可惜，你没有记下这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但你知道，北京工人和北京市民，是世界最好的人。89年的北京，透着圣洁，闪着人性的光辉和美丽。谢谢北京！
后来的一整天里，你巡视着曾经的战场，用目光抚摸着北京的伤痕，直到你被打负伤，送进医院为止。
在军博，你跳上6月4日下午毁损的装甲车队，焚烧的浓烟还没散去，而70余辆装甲车突然被毁损的原因，至今未明。
在木樨地，一个小小的地铁窗，密布着二十多处弹孔，靠在旁边的一辆自行车的钢管上，洞穿两处。在燕京饭店，五楼至六楼之间的墙上，六十多处弹孔历历在目。看来，以地下到天上，无处不遭射击。复外大街一路走来，所有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车都弹痕累累，且遭焚毁。正面受到攻击可以理解，然而街道两侧建筑物，都遭受过弹雨的洗礼，子弹飞进居民家里，令人费解。
“人民军队人民喂，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叫它它不应，党叫咬谁就咬谁。”当时的广场民谣，真切地反映了没有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的职能，己经被严重扭曲。军队，成了少数人的工具和武器。
这是一座受到了侵犯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忠诚儿女们，奋起反抗了侵犯，拒绝了屈辱，保卫了一座城市的尊严，但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因为抗暴，因为保卫被侵犯的城市和受到威胁的大学生而选择了牺牲，却顶着“暴徒”的恶名。这座城市，不应该忘记他们。
“战况”的惨烈在复兴医院得到了你亲眼的证实。这是距木樨地最近的一家街道小医院，没有胸科和脑科，只有普通外科。一位护士说，当晚，至少有一百多个颅脑外伤和胸腹贯通伤伤员。在此作了简单的包扎或止血处理后，被立即转送出去。即使这样，这里当晚就停放了四十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送来时，已经断气。有些家属害怕受到清查，连夜就把尸体领走了。现在临时改作太平间的大教室里，并排躺着的尸体，是三十八具。这仅仅是在一个路口一夜之间发生的情况。北京，究竟有多少个这样的路口呢？
人啊“人”
从军博到木樨地，绕过复兴桥，沿着复外、复内大街。你踏着遍地瓦砾，向广场接近。这是3日夜间那支部队的进军路线。你步行，在空无一人的死寂的大街上，像穿过大战之后的废墟。
西长安街像战场，每一个路口，都堆积着焚毁的车辆。地上砖头瓦块铺了密密的一层。这时你才明白，真正的“战场”，不在广场，而是在整个北京。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市民还是士兵，都在街头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下午5点，在六部口，首都电影院前面，你见到一辆烧毁的大轿车横在路上，还冒着烟。你转到轿车的东面，看到了一个悲惨万分的场景：一具焦碳似的尸体，伸开两腿坐在地上，靠着轿车的车轮，远看，像一个人在休息。然而，这个曾经的人，昨天的士兵，已经难以辨认。“他”的皮肤像大火烧过的树皮，低垂的光头上盖着军帽，胸前堆着，自己体内流出来的肠子……，你受到震憾，立在那里，足足站了十多分钟。这个造型如此熟悉，使你想到了成都画家苟乐嘉的一幅名画《人》。
《人》的创作年代是文革后期，反映的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宋立本被对立派的中学女红卫兵抓住后，练刺刀，挖膝盖，点天灯的惨景。被虐尸后的“宋立本”，靠坐在那里，尸体摆成一个“人”字型，无声地控诉着另一种“人”。
眼前这位士兵——后来知道是“共和国十烈士”之一的刘国庚，在文革整整20年后，坐在西长安街上，用自己凝固的躯体，又一次发出了声音：为什么啊，人？
为什么，人们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仇恨，对立？为什么一夜之间，军队和市民，学生与士兵突然成了死敌？为什么，善良的人们都成了暴徒，而把人变成暴徒的那些人，却从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啊？！
强者的残暴只能换来残暴，而弱者的残暴，往往触目惊心。
强烈的阳光下，长安街上空无一人，你和他在对视，倾听。你噙着眼泪，向“人”鞠了一躬，心里百感交集！
两天前，就在这里，在六部口，你和大学生们站在一起抗击着暴力。6月3日凌晨，一辆载着武器的大轿车在六部口被截停。为了防止武器丢失，大学生们上了车，坚守了二十多个小时，直到一车军火被安全转移。面对汹涌而至的人浪，大学生们手挽手围在大轿车前，你也挽起了大学生的胳膊，守护着大轿车，守护着八九民运的底线：非暴力。事后查明，大轿车上，装载着机枪×挺，手枪××支，冲锋枪×××支，子弹×万发，电台×部……这些军火如果流入市民手中，不可能帮他们 “打赢战争”，却很可能造成市民和士兵的更大牺牲。
暴力的逻辑是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当有人为了私利而轻率地释放着国家暴力，又怎能指望，它会与被激发起来的社会暴力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勿庸讳言，社会暴力是一种无序的社会破坏力，是有序的国家暴力压制的对象和存在的依据。然而，当国家暴力脱离了正义的目的，背离了国家利益，抛弃了法治的轨道，而沦为少数人的政治工具，它就成了比社会暴力更加可怕，更加危险万分的破坏机器——因为国家暴力破坏的，往往是国家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
曾经，鲁迅先生不愿意忘却的纪念，是段麒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在那47名殉难者当中，有先生敬重的青年学生。据说，当时并不在北京的段麒瑞知道自己的手下开枪打杀了大学生和市民，竟在地上长跪不起，磕头谢罪。段后来很快退出政坛，在天津当了寓公，并从此终生吃素，不沾晕腥。
知道羞耻，知道忏悔，段麒瑞在怜悯别人的同时，救赎着自已。
感谢北京
枪声再次响起。从复兴门换防回来的装甲车队，远远地已经发现了你。你缓步跨过大街，在西单路口一棵大树前面坐下，等它。当兵的没有放过你。五、六个士兵围上来，刚问两句，就枪托横劈，把你打倒在地。捣蒜式的打击落在背上，开始并不感到疼痛，甚至还有些舒服，不多久，你就喘不上气，意识也有些迷糊了。迷糊中一闪念，幸亏，换下了那件血衣……
后来在北医大人民医院，处方笺上写的是：肩、背，右下8、9肋软组织挫伤。脾破裂？气胸？处方是留观一夜，红药一瓶。医生好心劝你，能走尽量走，因为，部队每天来医院，抓走伤员，提走病历。搞过十年外科临床，你清楚外伤和内伤的关系，不想冒失，所以仍在医院躺了一夜，第二天才悄悄离去。
难忘的是，当你倒在地上，承受连续不断的打击之时，西单路口探出几颗头来，对着士兵的枪口，向你招手，要你爬过去。这时你开始感到剧痛传来，已经动不了了。士兵们刚一转身，两位市民就沿着墙根爬过来，从地上架起你一路飞跑，一辆板车早等在那里，他们七手八脚把你甩上去，大喊着“闪开，闪开”，把你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
你没有来得及道谢，甚至，连救你的人们的长相，也没有看清。
这就是89年的北京，人类的丑恶和人性的美丽交织在一起，都充分表现出来，释放到了极致。15天来，你看到了太多的混乱场面，而永远感动你的，是街头救助。那奔跑着，挽扶着，呼喊着，围护着的救死扶伤的场面，成为北京街头最为壮丽的人性景观，长留在每一个目击者的心里。那些日子里，你救人，人救你，人们互助互救，活得真实，一种崇高净化着人，提升着人，使人们在街头成为兄弟。
十八年来，你无数次冲动着写作的念头，无数次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字。因为长期以来，你只是一个用脚来写作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写作者和讲述者。你对写作，没有自信。
但是这次，你要写要说了。这要感谢一位叫马力的香港先生，因为2007年5月15日，他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侮辱了你的智力，践踏了你的记忆。他让你想到了恶，而不是美。你要告诉他，你想记住的，只是美。1989年，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美丽，谱写了中国当代史的华美章节。它留给世界的，是大爱的人性光辉和大美的真理价值。
因此你说了。你说了，不为拯救灵魂，只为感谢北京！
6月10日，在回家的列车上，你拿出了笔记本。上面记着，5月21日，来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在纪念碑上抄下的一首小诗《对话》。八九民运，从对话的初衷走向对抗的结局，固然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可以反思。然而《对话》的精神，却永远是那么美丽！
所以在西去的列车上，你给大家读了这首小诗，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最后美丽的深深感激。
对 话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2007年5月22日 成都
谭作人
2.2.10
中共元老上書中央全文
劉曉波一案，國內外關注。讀一審判決書，在事實和說理兩方面，都感到不能令人信服。這樣判決，我們深感震驚。
我們這些人，大都在黨內生活工作了六七十年，經歷過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等政治運動，切身體會到以言治罪對我黨的事業和形象的巨大損害。現在，北京第一中級法院又以司法的名義損害我黨改革開放的事業和形象，我們不能不聞不問。
劉曉波的頭條罪狀是對黨和政府「不滿」。問題在於，人民既有責任監督政府，也就有權利表達不滿。再好的制度也有其改善空間。有不滿，才有進步。執政者應該善聞批評之聲，尊重不平之鳴，把各種不滿化為動力，才能改善工作，獲得民心。怎能以「不滿」治罪呢？如此激化矛盾，殘酷鬥爭，把有不同意見的人當成敵人，哪裏會有社會和諧？怎能有社會進步！
法院判決把「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列為劉曉波的第二條罪狀。可是，我們並未忘記，建立聯邦共和國曾經是我黨的重要主張，載入黨的二大和七大文獻，怎劉曉波一重複就成了罪行？國體政體關係重大，惟其如此，更應比較各種學說，廣開言路，詳論得失。沒有這種胸襟，「一國兩制」從何而來？退一步說，劉曉波的主張即使完全錯誤，又與罪何干？憲法保護言論自由，難道只保護所謂的正確言論嗎？
我們理解「穩定」的重要性，但也深信，依靠封鎖或鎮壓得不到真正的穩定。群體性事件之所以此起彼伏，正是因為執政者不能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與弱勢群體交流溝通，化解糾紛。這種制度性的社會不公，導致兩極分化，腐化叢生，這才是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相信中央領導對此有深入的體察和深刻的認識。
劉曉波一案，隱含值得警惕的動向。我們黨是否背棄了遵守憲法的承諾？是否背離了「依法治國」的國策？司法改革是否倒退？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停滯？人權狀況是否惡化？事關重大，我們建議中央採取實際步驟，為全國人民樹立遵守憲法的榜樣，敦促北京一中院撤消劉案一審判決，要求他們改正錯誤，並以此例為戒，帶領全黨順應時代潮流，將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李銳（94歲）李普（90歲）杜瑞芝（89歲）
馮蘭瑞（89歲）吳象（88歲）彭迪（88歲）
何方（88歲） 杜導正（87歲）鍾沛璋（87歲）
袁鷹（87歲）紀希晨（87歲）張思之江平杜光
戴煌姚力文邵燕祥李冰封郭道暉顧驤
2010年1月28日
22.1.10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衆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併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牀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麽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衆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謝謝各位！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21.1.10
你的確沒什麼好教給你的學生了
(100121.01)
我總是納罕，怎麼就沒有人想到要帶一支提琴去靜坐去抗議去包圍立法會呢。
雖然說自己唱環保歌又去冰島拍一個回來用photoshop勁加味精的唱片封套的謝安琪好像也沒有去。
雖然說自己很懷緬坪石邨雜貨士多本土情懷的林一峰at17好像也沒有去。
但怎麼就沒有人想到要帶一支提琴去包圍立法會呢。在夜空之下在人群之中，四重奏，拉一支Henryk Górecki Arvo Pärt，或是晚年貝多芬什麼的。將熱情和悲涼並置。
(100121.02)
有一位教音樂的寫網誌，寫風花雪月男女是非種有機菜之類無傷大雅。看了以後讓我沒由來的，耿耿於懷了好幾天。
她提到星期天早上收到學生短訊要臨時取消下午的課，因為那學生前一晚去了包圍立法會。她時間被打亂覺得很討厭，說自己"沒有能力再教那學生"了。
時間被任性打亂的確很討厭。近月因為工作要指使幾個後生，讓我有深刻而痛苦的體會。
我憤憤不平的是這教音樂的提到那位學生去了包圍立法會時那種不屑。彷彿比走堂更大的罪。
學生不負責任隨意走堂"衝擊立法會"，是修養問題。一個人的人格、修為，是長久養成的事。家庭學校家長老師，不能免責。
為人師表，對學生的修養指指點點前，先想想，自身作了什麼榜樣，把學生養成這樣子。
或許她的學生真是但求剌激人去我去柴娃娃搞事衝擊立法會(前面的鐡馬)。
貪得意做的好事，像歡樂滿東華總理捐錢食陳法拉炒飯，比起優雅的獨善其身、理性地冷漠，還是強多了。
把種菜當成高雅的消遣，和網友分享新芽初生的喜悅。而種菜作生計的農民的遭遇，事不關己視若無睹。
"我不需要高鐡，不討論反高鐡運動。" (她只是很樂意用"反反高鐡"人士的觀點把反高鐡示威者標籤為"輸咗品格"衝入球場打球証的球迷。)
關上門歌舞昇平的人彈奏的音樂。堂皇華麗的排場。舉措優雅的靡靡之音。華格納。浪漫的謊言。也是昆德拉說的，媚俗。
專為達官貴人的盛事贈慶的宮廷樂師，有郎朗已經夠了。
她還有什麼好教給學生？
(100121.03)
又有一位，是上一位教音樂的網友，也是教學生的。
說"那晚的人，侮辱警察，臭罵官員，詆毀議士，搶鐵馬，擲水樽，他們會和平理性嗎？"......"一句講晒，就是要洩憤，要鄭汝樺接受公審、凌辱！"......"你們要求鄭汝樺站到你們的台上？誰敢保證那裏飛來了一雙臭鞋，一個拾文銀，甚至一個垃圾筒？"
他們的網友還附和說"唔係班差佬壓住個場，班o靚反轉垃圾局啦一早都！！！" (垃圾局──是誰在詆毀議士了？)
還有人為警方過度佈防辯護，反問"有冇用老虎槍？伸縮警棍？" 其實說"換了澳門警察已經向天鳴鎗了"比較有實感。
把包圍立法會唱歌跳舞、沒有施用暴力襲擊警員的反斗示威者想像成暴徒。
把沒有發生的事提升為只是未發生 / 遲早會發生的事。
套用這種邏輯。以前有老師性侵犯學生 (事實)，所以，這位音樂老師不是沒有強姦女學生，他只是未 / 遲早會強姦女學生而已 (推論) ──"誰敢保證"。一句講晒。
"起高鐵，香港不會死。遲普選，香港也不會死。吵甚麼？割裂甚麽？爭奪甚麼？為甚麼要搞到視異見者如仇讎？"
這段"讓怨恨放假罷！"的話也很鬼馬也很蠱惑。
不說成"不起高鐵，香港不會死。早點普選，香港也不會死。"
明明有了取向暗渡陳倉，自已視異見者如仇讎，吵過了洩憤了，卻平和了說起心中有愛來了。
偽善成這樣。岳不群有什麼好教令狐沖?
(100121.04)
那一個晚上，只有一個人，切切實實的，沾沾自喜的，對他人人身作出主動的攻擊行為。那故意踩她看不過眼的示威者鞋踭的女記者。
在她伸出腳的那一刻，她的身份不再是旁觀的客體。她已經成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
她褻瀆了自己的專業了。
18.1.10
2012 之水浸眼眉 (北極企鵝篇)
悲慘童話世界（4）
(100118.01)
北極熊站在斷裂的浮冰上，隨水飄流，孤伶伶的，跟冰川大陸越離越遠。
不久以後，冰川徹底溶解，大水把整個地球淹沒。再沒有五大洋七大洲，也沒有南北二極。
落後國家的人浸死了，超級大國的人浸死了。製造癈物的人浸死了，執紙皮賣的人浸死了，環保人士也浸死了。爵士樂師浸死了，地產富豪浸死了，地產富豪的億萬新抱也浸死了。星級化妝師浸死了，創作總監也浸死了。玩獨立音樂的人浸死了，聽獨立音樂的人也浸死了。
世界只剩下一大片海洋，海水靜靜的在流動。流呀流流呀流。北極熊繼續隨浮冰飄流，孤伶伶。
有一天，北極熊看到遠方飄來另一塊浮冰。還傳來藍莓批的香味。原來另一塊冰上有兩隻小企鵝，香噴噴的在吃藍莓批。
兩塊浮冰漸漸飄近，藍莓批的香味越濃。北極熊忍不住開聲問：請問可以請我吃一片藍莓批嗎?
兩隻小企鵝一起回答說：藍莓批要多少都有，你請盡量吃吧。
於是大家便高高興興一同吃藍莓批。
吃過藍莓批之後，北極熊便和小企鵝互相揮手道別，兩塊浮冰各自向不同方向遊離。
沒有人類的世界，一點不悲慘。原來是挺快樂的。
地球有自己的方法，才不要人救。你們去死就可以了。
延伸閱讀：
Lying is killing the good things in me
Ask me what the time is baby, ask me honey
My eyes shift and slide
Sure there are reasons for acting like this
But reasons are kill kill killing the everything we do
Who said we'd be happy the more that we knew ?
Oh don't come a calling with "answer me" eyes
All you'll get my baby are blueberry pies
But your being lovely,
And your being good
Only depresses me, knowing how oddly I'm behaving
Hello stranger - The stranger I've become - I'm an air raid
Leaving both us orphans and four fifths afraid
So if I come begging with take me back eyes
All you have to tell me
All you have to tell me are blueberry, blueberry pies.
Ask me what the time is baby, ask me honey
My eyes shift and slide
Sure there are reasons for acting like this
But reasons are kill kill killing the everything we do
Who said we'd be happy the more that we knew ?
Oh don't come a calling with "answer me" eyes
All you'll get my baby are blueberry pies
But your being lovely,
And your being good
Only depresses me, knowing how oddly I'm behaving
Hello stranger - The stranger I've become - I'm an air raid
Leaving both us orphans and four fifths afraid
So if I come begging with take me back eyes
All you have to tell me
All you have to tell me are blueberry, blueberry pies.
--Prefab Sprout, Blueberry Pies
插圖：Kiki Fung (from 感人小故事系列2010)
插圖版權：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17.1.10
問你驚未 之 最後一班地車
(100117.01)
傳說，香港地下鐡每晚尾班車開出，車站拉上大閘停止服務之後，都會有一班特別車空車開出，
目的，是讓那些在人間流離浪蕩的遊魂野鬼，可以回到地府去。
2010年1月17日凌晨00:38分，有一行為數約二、三十人，
在防暴警察開路、過百警員嚴密護送下，登上這最後一班車，向著迷離境界前進。自此再沒有人見過這班人。
他們是：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
支持（ 31票）
－民建聯（ 9票）、工聯會（ 4票）、自由黨（ 3票）、經濟動力（ 3票）、黃宜弘、葉劉淑儀、霍震霆、林大輝、李國麟、詹培忠、梁家騮、陳茂波、謝偉俊、劉秀成、譚偉豪、李鳳英
缺席投票（ 6票）
－李國寶、石禮謙、梁美芬、何鍾泰、林健鋒、陳健波
12.1.10
巴黎也是一次多重的相遇
4 April 1920 – 11 January 2010
director, film critic, journalist, novelist, screenwriter, teacher.
有誰，比伊力盧馬更愛巴黎?
盧馬的電影幾乎只有一個主題。巴黎，和巴黎人的生活。
電影中的男女，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由這裡走到那裡，一邊走路一邊瑣碎的、喋喋不休的，談論生活、哲學、愛情。
這邊剛話別，那邊又遇上。偶然和合緣的人拋拋媚眼做做愛，不過更多時間用來和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喝咖啡、抽抽煙、行公園、行市街。
看盧馬看多了，就算不住巴黎你也會知道巴黎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態度。
如果你愛盧馬的電影，你大概也會愛巴黎。
如果你覺得盧馬電影的男男女女終日只是行行企企飲飲食食，那是因為巴黎人的生活就是行行企企飲飲食食。
如果你覺得盧馬電影無聊，不是因為巴黎無聊。
伊力盧馬的巴黎不無聊。
無聊的，是你。
(100112.02)
4 April 1920 – 11 January 2010
a parisian.
11.1.10
angel, fragments
(100111.01)我沒想過，Rowland S. Howard，對我有多重要。
從沒發生過"噢這張唱片有Rowland S. Howard彈結他我一定要買來聽"這樣的事。
郵箱裡有一條Serverin Servant傳過來的電郵，標題是"Rowland S. Howard"。
內容只有三個英文字母。像簷篷滴下的污水，滴在剛洗好的裇衫上那樣的污積，整天留在我的心上。
(100113.01)
1982年9月的明信片。寫著一個據說可以連絡Lydia Lunch的倫敦地址。是不是真的可以連絡上Lydia Lunch？我不知道。沒寄過信去。(妳的音樂改變了我的生命這種話蠢得說不出口)
出於怎樣的古怪念頭，寫了信給誰人，換來這張回郵，已經徹底忘記了。
明信片是4AD公司替Lydia Lunch和Rowland S. Howard二人合唱，〈Some Velvet Morning〉12吋EP印刷的宣傳品。一張黑白印刷的明信片，當時已是很不得了的收藏品。我拿去文具鋪過了膠藏起來。
(100113.02)
柏林蒼穹下，天使看到他的慾望之物。她插上假翼，在鞦韆上翻盪，哪兒也去不了。
她褪下了假翼，裸露的肉體，讓他初次瞥見人間的色彩。
他追隨她到地下音樂廳，凝視她跟著怪異迷幻的樂聲扭動的身影。天使伸出手，觸碰她的手。於是他第一次有了觸覺。
台上Rowland S. Howard的尖銳結他聲，暴烈的、幾乎是痛楚的。他嘴角叼著煙，冷冷酷酷地彈著結他，一臉不在乎，可能以為自己不屬於這人世。說不定也是個前天使，掉落凡塵旁觀了一回熱鬧。
熱鬧看夠了，結他也彈夠了，回去了。
3.1.10
PREPARATIONS FOR A REVOLUTION
(100103.01)
這些人，做了這些事，我們先記下來。
高層：主席陳啟宗
08/09年度薪酬： 1,960萬元
較對上一年升幅： 139%
基層員工今年薪酬情況：工會未有提供
公司：恒隆地產
高層：董事總經理袁偉良
08/09年度薪酬： 1,820萬元
較對上一年升幅： 133.30%
基層員工今年薪酬情況：工會未有提供
公司：信和置業
高層：執行董事陳榮光
08/09年度薪酬： 289.2萬元
較對上一年升幅： 128%
基層員工今年薪酬情況：工會未有提供
公司：恒基地產
高層：主席李兆基
08/09年度薪酬： 1,380萬元
較對上一年升幅： 32.20%
基層員工今年薪酬情況：旗下恒益物業管理公司保安員凍薪
公司：新創建集團
高層：主席鄭家純
08/09年度薪酬： 861萬元
較對上一年升幅： 11.70%
基層員工今年薪酬情況：旗下新巴及城巴員工加薪 1.6%
公司：大家樂
高層：主席陳裕光
08/09年度薪酬： 288.8萬元
較對上一年升幅： 4.20%
基層員工今年薪酬情況：大家樂及旗下泛亞飲食員工凍薪
資料來源：職工盟 (2009.12)
(100103.02)
"四叔一年人工，相等於他旗下保安員打足四世工的收入"
蘋果日報 (200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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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just for a second i thought i remembered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