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愛滋病，不只是每季買一件Martin Margiela的Aids T恤。
(當然也不只是轉傳高教授的發言，但這是很好的一小步。大家來動手。)
高耀潔教授在2009年12月1日世界愛滋日記者招待會發言稿
美國華盛頓全國新聞俱樂部（2009年12月1日）
今天我來介紹一下中國愛滋病疫情，我所見所聞的真實情。
遠在1982年有專家已發現愛滋病病毒進入中國。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報道了醫院血庫的存血「被愛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醫師孫永德先生發現庫血中存有愛滋病病毒之後，他大力呼籲，自河北省衛生廳，河北省委，直至中央衛生部和國務院等有關部門。這些重要舉措，負責人民生死的父母官們置若罔聞，更沒有採取對愛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為了致富，大搞「血漿經濟」。
90年代「採血漿站」像春筍一樣，僅河南一個省，官辦血站200多個，私辦血站多不勝數。全國31個省市，沒有一個空白點，更增加了愛滋病病毒的傳播與蔓延途徑，加上各種離奇的宣傳：「賣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壓」，欺騙無知的農民蜂擁而上，前往血站賣血，把他們推向死亡之路。這個極為龐大的弱勢群體，染上了病情漫長（會拖延十多年）的愛滋病，這些地方的醫騙子很多，弄得他們貧病交集。他們又沒有文化知識，沒有寫作能力，又不會說出道理，真可謂有苦難言。此時，官員們又使出幾件絕招，對愛滋病屬於「保密」範疇。壓制媒體對真實情曝光。河南省為此開除、驅走了十幾名記者，阻止外來人進入愛滋村，調查了解情，或救助愛滋病病人和孤兒，並打壓敢說真話的人等摀蓋的措施。
因此，全國愛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閉了。10年、20年過去了，迄今中國大陸的愛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於天下，國內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縣文樓村有愛滋病病人，其實不然，全國還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愛滋疫區。
1996年4月7日在一次會診中我發現一個因子宮手術輸血感染愛滋病的病人，她輸的是血庫的血，我敏感的意識到庫血感染的愛滋病病毒，不會只有這一個人，她全家特別是她丈夫沒有感染愛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衛生廳官員的訓斥，他說「就你們大驚小怪，哪有那麼多愛滋病叫你能看見呢？」從此把以往我相信的愛滋病吸毒傳染，性亂傳播的說法產生了質疑。
不久前聽說，中國愛滋病的感染途經與國外不同，主要來源於「血漿經濟」，而政府官員不敢承擔責任，掩掩蓋蓋，花樣百出，陰一套，陽一套，一切為了維護個人和集團的利益，保護自己的烏紗帽為目的，不管小民的死活。同時我開始了解愛滋病傳播的情。
自1996 年秋，我開始編寫印刷預防愛滋病的資料。十多年來共印出120萬份，發往全國各地。同時，我又編寫了7冊有關預防愛滋病的書籍，發往各地50多萬冊，共出版100多萬冊。這些費用包括郵費和外出的旅差費共花去100多萬元人民幣。這些費用都是來自各項獎金，稿費和我的私人積蓄。我從未接受過任何捐款。我為何不願意接收捐款？因為處境險惡。1999年已發現當局對我很不友好。
2000年對我進行監視，盯梢和跟蹤，同時監控我的電話。他們禁止我在大學講台上作科普講座，包括愛滋病知識。
2001年我開始救助愛滋病病人與孤兒，當局便禁止我接見記者，不叫我下鄉調查愛滋病疫情，不准許我出國領獎。
2003年，當局利用騙子把我告上法庭，雖然他敗訴了，但當局對我仍持反對的態度。
2007年，美國為我頒發「生命之音」獎，當局阻擾我前往美國領獎，把我軟禁在家半個月。由於現任國務卿希拉里女士的努力，中國放行了。他們馬上找我，要我到美國後以高耀潔的名義成立基金會，被我拒絕了。來美國時仍有人監視我，封閉我的消息等，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氣哭了。
在美國住了一個多月，很多人挽留我常住美國，他們說：「為了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國，那裏還有很多愛滋病病人和孤兒，他們需要我，我不忍心離開他們。抱這種態度和目的，我又回到家。當局表面上對我很好，不但送我食品，還送我電器。其實不然，他們在我的住房前後安裝了4個監視探頭，並且繼續監控我的電話、電腦和信件。
2007年的一天，省政府來了一個大官，他說：「徐書記（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剛剛離任）讓你寫一本《河南愛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縣文樓村看看……領導說了，我們組織一個寫作班子，只用你的帶頭，指導，簽名……」我一聽，其中大有文章，我當場拒絕了。三天後他又打個電話，我還是沒有答應寫這樣的書。但我明白了，對我這麼好，其原因就在於想利用替他們說假話來騙人。
2009年2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華，要求2月22日見我，當局表面上同意了。2月19日我到達北京，20日派一個已經從中醫學院退休多年的黨委副書記趙芬莉飛往北京，通過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計我會住在曾金燕家，國保堵住曾家房門，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實我未住曾家。折騰了兩天她沒有找到我。
2009年3月底，法國駐華大使館一位女士來電話告訴我說：「法國給你發放婦女人權獎」。我說四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領獎，到時我們再說吧。她說好。誰知上海的頒獎會推遲了一個多月。
5月6日早上，我的電話又被當局切斷。中午有朋友來接我，她說：「你走吧，又要出問題了。」於是中午飯也沒吃，就乘汽車到了北京。三天後我去了廊坊市，半個多月後我又去了四川，6月初去了廣州，6月12日我住進了廣州郊區的明朗村，此處很偏僻。本來我只想住一段時間，和去年躲奧運會一樣，兩三個月後就可以回家了。同時可以把我手中的3本書稿發給出版社，否則我對不起愛滋病病人和家屬，特別是病死的人。
我進入「防愛（滋）、救孤」工作已13年多！在坎坷的道路上，走啊，走啊。現在走投無路了！官方懸賞500元給舉報我的人，（舉報其他人賞50元）。他們想盡辦法攔阻我們進愛滋村。2003年3月 14日，我和高燕寧教授，杜聰在愛滋病疫區雙廟村，差一點被抓住。我往貧困疫區寄東西（書籍、衣物）遭到當局途中沒收。生活和行動被限制，電話和電腦被監控，外出被跟蹤盯梢，甚至被軟禁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迫使我的工作無法進展。
6月份，我得知譚作人先生調查四川地震死亡學生的真實人數，他的目的在於幫助弱勢群體呼籲，卻遭到許多阻力與打擊，中國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了他。我與譚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質類似，但我所做的範圍廣，人數多，時間長，影響大。
譚先生的前車之鑑，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貪生怕死，我要把愛滋受害者的真實情整理成書出版，留給後人，做為歷史的一頁，否則我死不瞑目。於是我決定外出，這時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我流的淚有時把枕頭濕透。我已經80多歲了，在世時日有限，此行明知是埋骨異地。為了中國愛滋病疫情的真相，我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
近三、四年來，愛滋疫區出現的一些情，結合本人的遭遇，我明白了，愛滋疫情在農村嚴峻，血站已轉入地下。如今湖北省十堰市鄖縣孫家灣設「單採血漿站」，組織山區上萬名婦女前往賣血，每600毫升換168元人民幣（見2009年11月4日《中國青年報》）。還有不少未揭露出來的血站。只要沒人說，外面不知道，官員們才能發大財，也能保住烏紗帽，總結他們用的5種妙法：
1. 金錢收買，送紅包、困難救濟、受災賠償等。
2. 物質誘惑，贈送食品、用物、家具、電器甚至樓房、汽車等。
3. 榮譽拉攏，獎勵、晉升、提拔、黨票等。
4. 給臉色看，壓制、打擊、恐赫、監控、軟禁，甚至造謠譭謗等。
5. 最後一招，對以上各種方法不能制服者，編造個莫須有的罪名，勞動教養，刑事拘留，甚至關進監獄等。
這5種方法很靈，不少敢說真話的人在誘惑，恐嚇中倒下來了，有的人再不說話了，有些「能人」一反常態，唱起了讚歌，好一個「太平盛世歌舞昇平」來掩人耳目。愛滋病防治得力，現在局限的「血禍」疫情已過去了。今後愛滋病以吸毒傳播，性傳播為主要的傳播途徑，賣血發財的官員們，政績顯赫！達到了維護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之目的，管他小民的死活。
幾十年過去了，沒有一個官員對「血禍」負責，假如有關人員不為錢權；假如有關部門不這麼麻木不仁；假如有一點民生意識；假如不想盡方法摀蓋子，愛滋病不會氾濫到這個地步吧？
對愛滋病傳播途徑上的看法不同是學術上的爭論，竟被官方看成異己人士。救助愛滋病病人是一件好事，在物質上接濟，精神上支持，為了他們更好地生存。
高耀潔200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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